不过我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了一种新的感悟——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当我想到这个词之后,自己都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词听起来跟这篇文章格格不入。但是我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的确确想到了这个词,想到了这两个字,就叫做“无情”。
读过这篇文章的朋友会很诧异,这篇从头到尾都在诉说亲情的文章里,怎么会看到“无情”两个字?
我觉得这两个字,是作者努力向读者暗示的,而且她在悄悄提醒我们,亲情的底色里面有一种颜色叫做“无情”。我们只有意识到这种颜色,亲情才是一种健康的亲情,是一种不至于泛滥,不至于走向反面的情感。
很多人恰恰是因为不知道亲情的底色里面有“无情”这种颜色,所以在表达亲情的时候,丧失了边界,让自己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失去了基本的分寸,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了困扰,甚至是痛苦。
如果觉得“无情”这两个字有点刺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清醒”。即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里头,我们也一定要保持一种清醒。一旦失去了清醒,亲情就会变质。反过来,我们保持一种清醒,恪守了边界,我们浓烈的亲情才可能是一种健康的感情。
我们目睹了太多以爱的名义而实施的控制、干预、甚至是虐待。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比爱情还要恒久的亲情中,一旦我们忘记了所谓爱,所谓情,都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情感,那么事情就会趋于混沌,趋于混乱,就会蜕变成爱情和亲情的反面,那就是仇恨。
前不久,我翻阅我之前读过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本书,在里头我发现我写了一句话,看上去很突兀,这句话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知道边界,失去边界就失去了智慧”。这句听上去有点青涩、有点幼稚的批语,还真的包含了我的某种感悟,而且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感悟是真挚的。
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本来是物理学、热力学的概念,但是现在在管理学、哲学里都会提到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熵。
所谓熵,就是意味着混沌,无序,和死亡。熵是一个背景性的存在,它甚至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前提。我们能够做的是,如何能够暂时性的减少熵,但是我们无法最终克服它,它就像衰老和死亡一样,我们只能够减缓,但是不能够消除和分解。
它让我们想起了基督教里面“救赎”的概念,什么叫赎?一个东西属于你,你要做就是付出各种努力,把它赎回来。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完全赎回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永远也赎不回来。
熵可以说就是永远赎不尽,还不完的一种债。无论是在一个组织里,还是在一个生命体里,混沌、无序和死亡,随时在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减少混沌,减缓死亡,可以说熵是一种原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债务。
好多年前我读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的书,对于她说的“哪怕是爱情,都是一场苦役”特别不理解。但是现在我稍稍明白了,爱情、亲情,都是一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苦役,它是一个任务,而且是很艰巨的任务。
表面上,爱情和亲情是甜美的,跟西西弗斯的苦役是格格不入的,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界面很友好,内核很严峻的一场苦役。在爱和被爱的人之间,有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界限,如果你贸然的闯过了这条界线,你将会遭遇到你特别不能够接受的那个本来就存在的现实。
爱在法语里叫“Amour”,在英语叫“love”,但是有一个叫奥古斯丁的哲学家认为,真正能够准确形容“爱”的词,应该是“关爱”,就是英语当中的“care”这个词。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在乎”,有“小心翼翼”的意思。
所以,爱一定要小心翼翼,为什么要“小心翼翼”?是因为有边界。当我们端着一碗热汤的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因为我们知道,稍有造次,汤就会溢出来。当我说到“爱是一场苦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反驳我,但大家不妨平心静气想一想,为什么爱应该叫关爱,叫照顾,叫小心翼翼。
在这篇文章里头,龙应台写到一个场景,她送她的儿子华安去上小学: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
她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是一种象征。你的爱好象是无限的,但是你跟他其实是隔着距离的。你对他的爱是无比真挚、毋庸置疑的,但是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其实是两个圆,有时候会交叉,甚至是重叠,但是交叉和重叠是暂时的,分离是一种常态。
无论是在亲情中还是在爱情中,两个相爱的人其实不是两个人,实际上是两个世界。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世界,有时候由于关系如此之亲密,使得我们忘记了两个人的相遇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相遇,而且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条我们常常会忽略,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分界线。
她的孩子十六岁的时候,她送她孩子去美国读书。她写道: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和孩子之间其实是两个世界,因为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世界在慢慢成形,总有一天,他会用有声的语言和无声的语言发布他的独立宣言。
这个时候,父亲母亲就应该清醒的意识到,他的世界、他的国度,已经渐渐的形成了,你不要擅自闯入他的世界、他的国度。所以孩子长大的过程,对于清醒的父母来说,就是逐渐意识到他的世界在形成的过程,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终有一天,他会发布他的独立宣言。
正是有这样一种清醒,她才意识到: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篇文章本来就不长,我说得已经够多了。我说这么多,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用心的读这篇文章,在作者的故事里头,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悟,关于爱情,关于亲情的感悟。
现在我请我的朋友陈怡,把这篇文章完整的读一遍。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