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觉也”:学习的“革命”与“革心”(陈建翔)(4/15)
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展览,全部展品只有这本书左页上的内容 —— 一些观念性、冲击性极强的句子,比如:
“敢于梦想,敢于想象你的未来”;“尽快找一位富有激情的导师”;“提高学习效率的15个步骤”;“不要教我,我想自己来”;“婴儿从出世那一刻,就真的已经是才华横溢了”;“我们的孩子们将生活其中的世界正在以比我们的学校快四倍的速度变化着”;“使学习效率提高5倍的方法”;“铭记在心:当学习充满乐趣时,才更为有效”;“你的大脑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现在创造未来”;“如果你想记住任何东西,你要做的一切就是将它与已知或已记住的东西联系起来”;“惟一愚蠢的问题是你不问问题”;“一个发育很好的头脑、一种学习的热情以及把知识融合到工作中去的能力,是通向未来的关键”;“在学习方面,你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80%的学习困难与压力有关,解除那些压力,你就能解决那些困难。”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被做成了大小不等的展板,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冲击参观者的眼帘和头脑。
我记得最大的一块展板,立起来有三层楼那么高,上面写着:
“当一个人感觉到有高飞的冲动时,他将再也不会满足于在地上爬!”
当时现场的情景可以说是“万头攒动,人气爆棚”!大人和孩子们一边仰头念着展板上的句子,一边听着宣传人员的导读演讲。现场的售书也相当火爆。
许多北京市民,应该还记得当年乘车经过军博的时候,能看到广场上竖立着十几米高的巨型样书。我们还制作了两本一米多高的“真书”,与原书一模一样,只是大了许多倍,其中一本送到了北京图书馆,现在应该在某一个储藏室里还找得到。
那时候,这本黄色封面的书,铺天盖地摆满了所有允许展示的地方,貌似有一种“满城尽戴黄金甲”的感觉。许多人的家里,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两三本、三四本书。“我家也有好几本呢!”这是当时街谈巷议常说的话。
我还记得,在市场运作开始之后,我们请来了《学习的革命》作者之一戈登和本书的美国出版商布拉德利来公司访问,与我们交流书的内容。戈登是一个友善而精力充沛的人,他给我们详细讲了写作此书的前因后果。他是新西兰人,他带了一件家乡毛利族特产的木雕作为礼品送给我,此物至今还放在我家的书柜上面。
我们还请来了本书的中文译者顾瑞荣参与书的解读和宣传。顾瑞荣是一个很有才华、个性鲜明、思想颇有深度的思考者,他对“学习的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理解。我记得我们去上海邀请他的时候,曾经一起到一家KTV唱歌,他唱了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听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瘦弱的身体,居然能发出如此激越高亢的声音。多年之后,我还跟他提起这件事,还想听听他唱这首歌,他说“唱不上去了。”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拜会谢晋导演。谢导人很平和,是那种骨子里的随和,完全没有名人的架子。你跟他相处,丝毫不会感觉到紧张和拘谨。他和我们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的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执导一部教育连续剧,每周播一集,连续播一年。他甚至谈到了其中一集的内容梗概 —— 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家庭故事情节。
所有有关《学习的革命》的策划、解读和推广过程的细节,包括大事记,都被记录于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学习化中国》中。
就这样,我们向市民、向家长、向孩子、向老师、向所有人,邀约一个新学习时代。这也是我当时做这件事最看重的地方。从那时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做了一百多场演讲,参加制作了十几次电视节目,后来还和朋友一起写成了一本书《新教育:为学习服务》,我想用这样一个书名,把我们意识到的“教育”与“学习”的新关系确定下来。
我们这样写到 ——
“这场学习的革命,是从人类的脐带根上开始的。“咔嚓”一声,就剪出了革命的印记。
“教育作为一种新质,作为一个新生命,与过去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通过帮助个体的学习,来促进个性的发展,而以往的教育则是直接地进行人的培养或塑造。也就是说,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由原来的直接性变成了间接性;由原来的直线运动变成了曲线运动;由原来简单的可以预测的机械—物理反应,变成了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心理—社会反应。
“我们断定,所谓新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鲜明的服务性质,它是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的。
“学习,是新教育的核心。新教育要围绕着每一个人的学习,采用信息技术,充分发挥它的帮助功能、服务功能。服务意识,是新教育最重要的意识。
“我们以往的教育,教学关系是很固定的。教师就是教师,学生就是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现在恐怕不行了,为师的基础变了。一来社会变化太快,二来科学知识体系变化也太快,为师只能说是一种有限的行为,而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状态。首先,所有的教师首先要当学生,当一辈子学生,要重新学习,终生学习;反过来讲,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都必须当教师,当一辈子教师。你不当自己的教师,就不能指望别人来教会你。”
……
当然,现在看来,这个“革命的邀约”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也太突兀了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教育”而没有“学习”;人们以为,说“教育”就自然包括“学习”,没有必要单独说“学习”,就如同评论一个家庭,说这家的大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单独去说孩子。
我们匍匐在“教育”那巨大的阴影之下生存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从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阴影去看一看阳光在哪里,阳光有多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