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6）【1.2.2 “有学问”与“能办事”】

《重读毛泽东》（6） 作者：韩毓海 第一部、“说空话”与“办实事”（5） 第二章、马林的使命（4） 第二节、“有学问”与“能办事” 1921～1923年恰恰又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除了毛泽东成功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外，张国焘和项英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是，这场罢工却全面地失败了。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之后，张国焘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身份到莫斯科汇报有关情况。 张国焘到莫斯科后，在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洛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接触中，他发现苏联对于马林提出的“印尼方案”并不完全赞同，对于国共合作意见也不一致。 张国焘本来就与维经斯基、尼克尔斯基关系很好，而在西湖会议上又与马林交恶。回国后，张国焘便举着赤色职工国际的旗号，指斥马林是右*，他自己所带回的才是正确的国际路线。而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就这样被爱好“党争”的张国焘带回了中共内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经说，中国人的老毛病就是迷信强权、迷信祖宗、迷信洋人，“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内的两派所迷信的，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 但是，主张国共合作的是共产国际，反对全面依靠国民*的也是共产国际，在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分歧面前，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呢？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俄共远东局、苏联政府（马林、尼克尔斯基、维经斯基、越飞分别是其代表）所发出的不同信号，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无所适从。 在如此多的“代表”指挥下，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做到独立自主呢？ 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当然在于其从成立伊始就有着自己的干部基础。而这一基础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其一是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造就的新青年。 这两部分成员，先后会合于北京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随后又由于领导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而走到了一起。 但是，仅靠这些新青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能站得住吗？这是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今天看来，这些新青年里面，擅长分析国际国内大局势、有知识的留学生不少，但能落实这些宏大纲领的人，却少之又少；会开会、写文章、制定宏阔纲领的人自然是有，但能办具体事、能办成事的人却不多。靠这些人制定纲领、写文章，靠他们鼓动领导学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到搞革命、搞阶级斗争 —— 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甚清楚，那些写在纸上的纲领，究竟要靠谁去实行。 张国焘和邓中夏这两位北大的高材生，原本以为提高工人待遇是天经地义，罢工在西方国家属于合法斗争，而且这种连毛泽东都能办成的事，他们办起来自然更是轻而易举 —— 但事实是，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彻底搞砸了。 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方才开始明白：办事搞革命，这不等于开会写文章。有学问与能办事，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 —— 特别是“北大人”的毛病，是彼此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轻的结果，就是会把好事也搅和黄了 —— 这是新生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样重新出现在陈独秀的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