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26)
作者:韩毓海
第二部、“父老”与“子弟兵”(11)
第四章、井冈山道路(3/5)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毛泽东后来一语概括了这一军事制度的核心 —— “军队与老百姓,咱们是一家”。)
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人有父母,孩子要有家,有了“父老乡亲”,才有“子弟兵” —— 这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要了解究竟什么是“父老”,就必须了解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乡里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而在汉初,这些人被称为“士”。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应召入伍,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所谓的“士”主要是指基层的“武士”,而非“文士” —— 用今天的人所能理解的话,所谓“父老”,就包括了基层的“复员军人”、军烈属。
但是,宋代以降,由于脱离了土地的游民太多,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地主制度代替了保伍制度。于是,基层有朱熹的乡规民约,但却没有了军事编制,“武士”制度的源头,被从基层掐断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士制度完全确立,立足基层的中国“武士”制度,到此终结。
在毛泽东之前,就有先行者力图恢复重建中国基层的武士制度 —— 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江西的客家人中,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立足于汉唐的“父老 —— 子弟兵”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
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的宁冈和永新,通过收拾人心起家,开始了一介书生的戎马生涯。
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的办法,并不是像朱子那样,标榜一个专门针对乡村的秩序(乡规民约),而是必须把文化教育与基层武装组织结合在一起。
把基层的武装化与基层的文明化结合在一起 —— 这就是“致良知”。
有宋以来,为什么会出现兵弱财穷的局面呢?因为从那时起,中国的军队吃的是官家的粮,又被不知武事的文弱书生们指挥着。这样的军队不仅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父老”,而且,他们还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 —— 这样的军队,必定是一支要打败仗的军队。
要强国,就要强家,因为中国的家与国是一体的。治国先治家,所谓治家,就是待百姓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草芥”。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官吏”对“草民”,一条“父老”对“子弟”,或“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路线,即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子弟兵”;而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与民同心”。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面。
王阳明当年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