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重读毛泽东》（31）
作者：韩毓海
第二部、“父老”与“子弟兵”（16）
第五章、调查研究（3/3）
（根据“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 —— 《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是从十分具体而特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阶级问题的，他说：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党建设秘密的组织，以便在反动派来了时也能活动。同时多方深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在此长篇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乃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工作方法 —— 必须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具体的实际出发。
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预言 —— 这个预言洞察到了此后井冈山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这一年的11月27日，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5位出自井冈山，他们是：朱德、林*、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其中，罗荣桓是唯一一个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元帅。
有人叛变了，而更多的人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是倒在了战场上，但也有人是被自己人所清洗。其中就包括王佐和袁文才。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10条是“对土匪的关系”。这一条明确写道：“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首领看待，均应完全歼灭。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表明，那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对于什么叫“父老”，何谓“子弟兵”惘然不知，对中国传统和基层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缺乏了解。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他担心在座的袁文才和王佐敏感，就没有念这一条。毛泽东随后跟参会的同志打招呼解释说，袁文才和王佐不是土匪，而是与我们一样的革命者，这一条，不适合他们 —— 大家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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