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重读毛泽东》（52）
作者：韩毓海
第三部、“赶考”（18）
第七章、“屯聚堡坞”：大一统郡县制的基层组织（2）
（说起“屯聚堡坞”这种武装割据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百姓“自相纠合”，凭险而守；二是推举精明能干、有公心之坞主 —— 堡垒户主，建立邻、里、党三级组织；三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上述这三条，使得在中原、江南地区被瓦解的郡县基层组织，在西北地区得以重建。）
也正是感到坞垒制度意义重大，陈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记旁证》这篇名文中，通过考证断定：《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却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考证说：东晋末年，随从宋武帝刘裕远征长安的戴延之，遵照刘裕的指示实地踏勘洛水上游，因为无法到达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时他踏勘了百谷坞、檀山坞等，并且经过“桃源坞”这个地方。戴氏撰写的踏勘记名为《西征记》，刘裕当年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北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以此为全面北伐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寻根” —— 即找寻郡县制的基层组织形式。
陶渊明正是取材于此，而创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记》；这也就是说：“桃源”本来实有其地，而非陶渊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秦”，乃是扫平了北方，继而发动淝水战争的氐族苻坚之“前秦”，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实的桃花源，应在中原文明发达之陕西的弘农（灵宝）或上洛（洛阳）一线，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说白了 —— 坞堡，就是农村武装割据的形式，是“农村根据地”遥远的前身。当年，毛泽东率领江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到达东固，在比较了井冈山根据地与东固根据地之后，他曾经说过这样著名的话：中国革命的武装割据有两条路，一条是王佐、袁文才之路，是谓“上山”；还有一条，则是李文林、曾炳春之路，是谓“下乡”。
这就是“上山下乡”一说的由来。
“上山下乡”，其要害也在“寻根” —— 即从基层出发，找寻大一统的郡县制之根。
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坞，到江西井冈山、东固，再到陕西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武装割据、“上山下乡”的灵感，源远流长，其源头也便是来自农民的坞垒和坞壁的传统。
读书人“往下走”“上山下乡” —— 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实际上，自魏晋以来，农民的自组织推举出来的坞主中，不少便是读书人和士大夫。从东晋的庾衮，直到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肆讴歌的明代书生李岩，他们都是这样的读书人坞主。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开仓赈济、平民教育为职责，以“替天行道”为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是精英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模范，是“武装割据”“上山下乡”的楷模。
由于豪门大族的专政，郡县制的基础被瓦解了，邻、里、党的基层组织形式，只是在边地的“村”“寨”“坞堡”中还保留着，因此，要重建郡县制，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边地包围中原”的道路 —— 这是历史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继承了郡县制精髓的，不是奉行豪门专政的南朝，而是北朝。正是由于读书人基于各种历史原因“往下走”，基层因为有了汉族读书人的加入，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北朝方才对自己的部落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北魏时期，提出均田、屯田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实行三长制改革，变鲜卑部落制为邻、里、党三级制度的人，则是李冲。正是因为继承了中华民族大一统郡县制的精髓，所以西北地区，方才再次成为天下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源头，这就是北周、隋唐崛起于西北的原因 —— 进一步说，这也是西北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原因。
郡县制、大一统的基础，就在村寨之中，就在邻、里、党三级制度之中。
秦汉尤远，魏晋也不近，而我们所知道的，是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轻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它表明：秦汉唐之制没有那么遥远，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真正的“复三代之制”。
在这条继往开来的“上山下乡”道路上，毛泽东与共产党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挫折。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革命，是通过建立基层的组织，来重建国家政权与基层的联系，我们打倒土豪劣绅的目的，在于建立基层组织，而不是摧毁基层组织。在这条“往下走”的道路上，我们既遇到了敌人（土豪劣绅），也遇到了同路人（乡贤与基层父老），那些基层的建设者，与我们的方向是有一致之处的，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团结他们。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如果实行烧杀政策，如果分不清土豪劣绅与基层父老、乡贤之间的区别，那就会造成那些中间力量，“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如果那样，革命就会失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 从井冈山到扶风寨，从王佐、袁文才，到曾炳春、李文林，再到杜斌丞、李鼎铭 —— 当毛泽东与马豫章等人促膝长谈的时候，父老乡亲的亲切之感，必定是油然而生。共产党人与开明人士的共同方向，都是“往下走”的，他们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毛泽东选择杨家沟，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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