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民国作家张爱玲说的那般:“出名要趁早”,而白先勇这个不算早慧的文学青年,于懵懂的年纪便在我国文坛一举登顶了。白先勇的文笔出奇得真实细腻,能把生活琐事写得如同昆曲般撩人心弦,他尤其擅长写女性的悲怆,过往的繁华盛景对比今昔的凄凉落魄,读着极易惹人掉泪。品读白先勇的书,仿佛眼前出现了一位温情、干净体面的老者,他着长袍,提一壶软绵绵的黄酒,立在阴雨天下的亭子里,讲述百态人生故事。那么,在今天的《文学之旅》栏目中,我们将与您一起走进白先勇的人生,品读他的岁月故事。
一、文学名人阁——白先勇的人生经历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在家中排行第八,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小诸葛”白崇禧,母亲马佩璋出身名门、知书达理,这样不平凡的家世注定了白先勇不平凡的一生。在白先勇年幼的时候,他便隐约地感知到父亲是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他总能想象到父亲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冲锋陷阵的样子,但遗憾的是,白先勇从小就跟父亲聚少离多,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一家人不能团聚。
在白先勇七岁的时候,因为被诊断为患有肺结核,所以他被强制隔离,不能来到学校上学,因此他的童年时光大多都是一人独自度过,并且他每天还要被照顾他的保姆强制睡觉、逼着喝牛奶。在这时,白先勇最好的朋友就成了在家里工作的厨师“老央”,“老央”忠厚有趣,经常给白先勇讲故事,从宇文成讲到裴元庆,从秦叔宝讲到单雄信,白先勇感觉自己都成了故事里的英雄,然而故事里的美梦终究抵挡不住现实的残酷。
抗战开始后,白先勇常常在睡梦中被母亲抱起来,跑进防空洞躲避飞机的轰炸,为了躲避战火,他不得不跟随父母颠簸流离,就这样白先勇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以及在东奔西跑的流离生活中长大了,直到后来跟随父亲来到了台湾,他的生活才终于安定了下来,而这样的成长经历,也注定了白先勇此后作品的沧桑与悲怆。
来到了台湾后,白先勇的生活回归了舒适安逸,1956年,中学毕业后的白先勇带着“兴建三峡大坝”的梦想,他跨越整个台湾,从台北跑到台南市的成功大学就读水利系专业,但是很快,白先勇就发现自己的志趣不在于此,“三峡梦”不过是自己年少时的冲动,于是他又瞒着父亲白崇禧转到了台湾大学外文系,改读英国文学专业,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先勇对自己的判断正确的,他在文学的领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1958年,白先勇发表了自己的人生第一部小说,两年后,他还与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在那个特殊的严管时代里,能够有这样的作为实属不易。当时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处长很喜欢白先勇,把他请过去与途经台湾休整的作家张爱玲一起吃饭,当时的张爱玲已经是文坛里的名人了,这让白先勇感到很激动,而与张爱玲的相识让白先勇看到了文学道路的光,激励着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2年,毕业不久的白先勇还未来得及选择职业、然后为父母尽孝道,就遭遇了母亲离世的打击。对于白先勇来说,母亲的一生都在用爱心为他们言传身教着,然而他还没有报答母亲的恩情,母亲便匆匆离去,于是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他感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在深思熟虑之后,白先勇搭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而父亲白崇禧到机场为他送行,这也成为了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相见。
奔赴美国后,白先勇来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自从在那里定居。远在异国他乡的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饱含热情的创作着。1971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台北人》,这部作品融入了白先勇对颠沛流离三十几年生活的感怀,往事一幕幕映射到了四面八方来到台北谋生活的“台漂”身上,写得自然入木三分,也令我国的文学领域大为震撼。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八十岁的白先勇回到桂林老家时,念了这样一首诗,在海外教书多年的他,乡音难改,乡情难忘。白先勇曾说“我的故乡是传统文化”这场传统文化的梦,终于落地生根了,他也终于回到了思想上的故乡。他时常回想起,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头,“一头是热腾腾的生活,一头是不会言语的四面白墙”,前者与他无关,后者却是他的童年,这两句话几乎写照了他的一生,出身将门带来一世桎梏的虚名与前半生漂泊的命运,好在他颠沛一生,归来仍是一往情深。
二、文学漫步——白先勇的作品:《台北人》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在作品《白先勇论》中提到,作品《台北人》可以说是整部民国史,《台北人》是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被联合报评为台湾经典文学之首,该书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具有历史兴衰与人世沧桑感。
小说集《台北人》是由十四部短片小说构成,涵盖了各个阶层的不同职业的人们,写尽他们的悲欢离合与昔盛今衰的生活,作品的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但十四篇聚合在一起,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还使读者看到了社会之“众生相”,得以窥探隐藏在作品内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在作品《台北人》里,小说中所谓的“台北人”,实质上是沦落台北的大陆人,他们朝思暮想远在大陆的亲人,怀恋往日的辉煌与风光,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形成一股浓郁的“大陆情结”,因此白先勇在作品里集中体现了一种有异于以往文学主题的情结,同时,作品《台北人》真实刻画了饱受悲欢离合的台湾移民群体的人生百态,描绘了漂泊、离散者对故园的无限追忆,以及他们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甚至是青年一代未知的命运。
在白先勇的笔下,人物的出身与阶级纵有千差万别,却都是不行的被抛弃者、迷失的放逐者,作品《台北人》中的人物都因为权力系统的衰败而逃亡迁徙,失去了成长的根基,白先勇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见证这段历史,讲述老一辈人的故事,轰轰烈烈的发展轨迹与穷途末路的残酷结局,是震撼人心的凄凉,同时,白先勇没有选取政治视角,也没有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为中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在人生际遇中寄托了人生变迁的深沉感慨。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台北人》展现了人生际遇的大起大落,在人生命运的感叹中,回响着历史的脚步声,战争年代真实的历史事件既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背景,也构成了人物描写的框架,为“大陆情结”的艺术审视与展现提供了生活依据。在作品《台北人》里所描写的人物以及故事,以真实生活为基础的,具有我国历史传统文化积淀,这也说明作品《台北人》是植根在现实生活,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垠中的文学奇葩。
除此之外,白先勇总是不自觉地带着宗教情绪进行他的文学选择与创作,小说集《台北人》就是在这种情绪参与下精心模塑的结果,这样的宗教情绪并非实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变体,即个体对于生命的宗教体验,将宗教情绪引入文学沉思,这使得作品《台北人》在主题与创作构思等诸多方面,与台湾同时期的乡愁文学作品产生差异,形成了白先勇自己鲜明的个性。
在结构上,作品《台北人》中的短篇小说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比如小说《冬夜》中从余教授坐在客厅里等候吴柱国教授,老朋友到来两人共忆往事再到吴柱国离开,整体符合传统的纵剖面写法,然而白先勇在文中局部又展开细腻深入的横向剖析,比如余教授在等候吴教授的过程中,回忆起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的情景,表现了当年吴柱国教授儒雅、备受尊崇的形象,与现如今失去激情、理想泯灭的吴教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都非常成功,在作品《台北人》中,白先勇将文言、传统白话与现代白话相糅合,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并且他的语言老辣而精到,无论是写人还是状物,都能够达到恰如其分的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白先勇还是一位诗化小说家,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被他刻画得栩栩如生,形态饱满,他笔下的每一个场景,都仿佛刻在眼前,凄美哀婉、夺人心魄,他笔下的寥寥数语,人物的苦乐悲喜,就徐徐展开,真实得令人心痛,又凄美得叫人心碎,如一曲挽歌,令读者感悟到别样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