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余光中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路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路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都,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
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那是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红旗渡江的前夕,我们仓皇离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母亲还有座位。我呢,整个人只有一只脚半踩在茶几上,另一只则在半空,不是虚悬在半空,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压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体之间。这么维持着“势力平衡”,换腿当然不能,如厕更是妄想。到了上海,还要奋力夺窗而出,否则就会被新涌上来的回程旅客夹在中间,夹回南京去了。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滚滚疾转的风火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寂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碾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醒,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去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旧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火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不少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慷慨激昂地痛论国事,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着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
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返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面对此情此景,令我总想起杜米叶(Honore 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的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接踵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写火车的诗很多,我自己都写过不少。我甚至译过好几首这样的诗。却最喜欢土耳其诗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这首: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手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一九八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