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爱情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当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她，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 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年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钟书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感触完全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而一个能写会说的经典才女的情谊，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她既有言语的浓烈，更有行为的厚度——甚至，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言语才浓烈得有厚度。 真正的爱，向来不仅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