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最能打动我的一次党课
最能打动我的，是父亲给我上的一次党课。
那是五年前秋天一个周日的傍晚，如血残阳，透过玻璃窗映射到父亲饱经沧桑的脸上，给他枯黄的脸庞抹上些微亮色。我与父亲隔桌而坐，拉着家常。父亲从老家来到芜湖十年了，我俩很少坐在一起谈心。那天父亲很兴奋，谈的话题也很杂，从家里亲戚的为人，谈到在芜湖生活十年的感受，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他一生的经历。父亲朴实无华的话语中饱含的对工作经历的自豪、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打动了我。
父亲1932年出生于淮河南岸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读过私塾，上过学堂。1949年4月的某天晚上，寿县解放的前夜，学堂的齐先生来到家里，悄悄告诉父亲：大军南下，明天早上经过这里，我跟大军一道走，你也跟我走吧。接着，齐先生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齐先生是地下党，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掩护做地下工作。父亲答应了齐先生，约定第二天一早在街口见面。第二天天刚亮，父亲提着个小包袱，偷偷地拉开门，溜了出去，他没敢跟我爷爷打招呼，他知道，打了招呼就走不了。不巧的是，刚出门就被早起入厕的爷爷碰个正着。父亲不得不说了实话。爷爷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腿，苦苦哀求父亲：儿子啊，你不能走，你在家里是老大，你走了，我靠谁啊。结果是父亲失去了随大军南下的机会。说到这里，父亲深深吸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也好，也许那次跟齐先生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4月，家乡解放了。父亲因为读书识字，被政府选去任土改工作队会计，那年父亲17岁。白天跟着土改队长走乡串户做群众工作，丈量土地，晚上还要在队部做账目，一忙就是大半夜，一天的报酬是2斤糙米。1950年冬天，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雪，封了路，甚至封住了门。天地已经分不开，白茫茫的一片。说到这里，父亲感叹道：那时共产党的干部真是没话讲，我跟他们一道，腰里系个稻草绳子，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滚着走，挨家挨户的查看，看看群众的房子有没有倒塌，家里有没有断粮。一天中，有时只在群众家里喝口热水。1950年的冬天，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土改结束后，父亲先是被选派到一个手工业社任会计，后被调到一个养猪场任场长。
1958年，带领工程队参加了淠史杭灌区的建设工作，因工作认真负责，被评为社会主义劳动积极分子，获得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的奖励。说到这里，父亲的眼里放出自豪的光芒。父亲没有说假话，2011年12月，他去世后，我去给母亲办理遗属补助，查阅他的档案时，在他的档案奖惩栏里，就看到了如此记载，这个记载跟他此前所述几乎没有一个字的误差。
1960年，父亲被任命为撤乡并社后的大队书记。那时两个叔叔还没有成家，且我已经有了姐姐，爷爷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奶奶是个小脚女人，一辈子没有下地做过农活，家里家外全靠我母亲一人顶着。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里，母亲一天劳动所得几乎维系不了自己的生命。奶奶因为不能下地干活，没有口粮，只能等我母亲给她带来节省下来的半碗米汤。后来没有米汤，只能吃粗糠了。实在是饿极了，想起了当大队书记的我的父亲。奶奶借着给我父亲送换洗衣服的名义，想去弄口吃的。于是颠着小脚步行了五、六华里，到大队部，正赶上吃午饭。午饭吃的是青菜糊糊，那个香味，我成年后，奶奶对我说起这件事，她几乎还要流口水。父亲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说：阿娘，你怎么来了？你把东西放下，把我这碗糊糊吃了，你就回去吧。奶奶把父亲的换洗衣服放下，没有吃父亲的那碗糊糊，一路走一路哭的回家了。我成年后，奶奶跟我说起这件事，还很是气愤：你老子不是个东西，我想去弄口吃的，他把我赶回来了，我们这个家能有今天，全靠你娘，靠他，哼，早就饿死了。奶奶说的应该是真的。父亲从1960年到1974年，整整当了14年的大队书记，从我记事起，我从没有见他从外面捞回半点东西，那时，我们家在村里是最穷的。到了年底，把家里养的一口猪卖了，钱交给生产队，因为，我母亲一个人挣得工分，不够全家口粮钱。我问父亲：你当年当大队书记，你的口粮钱呢？父亲呵呵一笑：那时大队书记一天的工分也只有10分，我在外面跑，还要做人啊，抽个烟啊，工分钱只够开销，哪还有多余的往家里拿呢。
1974年，是文革的尾声，但是农业学大寨的高峰。1974年夏初，父亲结束了14年大队书记的生涯。父亲说，那年插秧，公社书记要求所有插秧人站成一排沿着划定的直线插，保持秧苗的整齐性。好看确实是好看，但效率极低，照此下去，非误了农时不可。为不误农时，父亲没有要求社员按照公社的要求去做。公社书记检查到父亲任职的大队，发现社员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插秧时，责令把插下去的秧苗拔掉重插。父亲站了出来，质问公社书记：按照你的要求插秧，你能保证增产吗？秧苗这样插，误了农时谁负责?顶撞的结果是父亲被免职。但秧苗确实没有拔掉重插，或许是公社书记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吧。
1974年至1976年，父亲当了三年的小学革委会主任。父亲说，那三年是他一生中当干部最轻松、最自豪的三年。“当老师，能跟知识分子打交道不容易啊。”父亲深情地说。他这三年的经历，也给我埋下了当教师的种子。当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父亲坚决要求我填报师范大学，理由是：当教师好啊，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老老实实教书，没有政治风险。
1976年年底，不知怎地，父亲被免去小学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一个镇上手工业社任主任，且恢复了城镇户口。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父亲没有详说，但这样的结局，给家庭带来了福音：父亲一个月有30多元的收入，足以改善家庭生活。
1984年，我读高中二年级，父亲的手工业社倒闭了。父亲的企业是大集体，倒闭后，父亲没有任何收入。父亲又回到老家，干起了农活，这次回来，无职无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2000年，父亲来到芜湖，在学校里照看车棚，一个月只有200元收入。清贫，但父亲脸上常挂着笑容。学校一位老师，曾经听父亲谈一生的经历，听后，不无感慨地说：老史，你一辈子为了党，到老没人养，你不亏啊。那次父亲差点跟他翻了脸：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共产党对我不差啊，没有共产党，我能有今天啊，我能把儿子培养上大学吗。我有儿子，儿子养我。
暮色降临，谈心在笑声中结束，父亲最后总结发言：学清啊，人活一辈子，要勤勤恳恳做事，不要给人说闲话；要懂得珍惜，要知足；要知道自己能要什么，不能要什么；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不讨人下贱，不做亏心事，才能吃的饱，睡得着。
这是父亲在世时我俩最愉快的一次谈话，也是父子最后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无疑是一个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给我上的一次党课，也是最打动我的一次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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