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我执：跋

那年夏天，是香港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学校不再上课，或者说，每一节课都成了历史课，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师这时都成了大演说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泪。写字楼不再上班，大家围在收音机旁，老板不只不指摘，还走出来下令：“开大声点！”一室肃然，鸦雀无声，只听到纸页偶尔翻动。 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却还在书房里沉吟一句诗的韵角，琢磨最恰当的隐喻，好让这首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项链上的宝石那样，精稳妥当，不可动摇。这，难道不野蛮？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艺术与革命之矛盾，创作自主与社会责任之优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岁，正要参与人生第一部实验剧场创作，正想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郁闷和刚刚学到的青涩理论全都呕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成熟的伙伴却在争论这台戏还该不该演。“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难道不就是为了回应时代，甚至呼唤那未来的世界吗？如今，世界就在这黑匣子外边，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竟然还要演戏？这岂不是太过自私！”也有人主张，如果政治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主，我们凭什么要在巨大的热潮前隐身让步？始终不懈地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恐怕才是体现自由的最佳选择。毕竟，在属于斯大林的夜晚，连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这样，两帮人争论了几个日夜，到了演出的那天，有人留在剧场，有人上街寻找更大而且更真实的舞台。那年夏天，连剧场的老观众也都不见了，他们一一隐身于街头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后，我在已故台湾学者吴潜诚的书里读到爱尔兰大诗人希尼（SeamusHeaney）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渐逼近这个问题的核心。契诃夫和鲁迅一样，是位医生作家。不同的是，这位短篇小说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诊治俄罗斯，而且从未放弃过行医救人。饶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失责。世间苦难深重，他却放纵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实在无异于一种轻佻的冒犯。于是他决定走一趟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是沙俄时期的监狱岛，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乱分子。契诃夫要为岛上的犯人写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传达他们的声音。很明显，这是一趟赎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艰苦的旅程。因为从莫斯科到远东，中间是西伯利亚的苦寒荒凉，行程至少六个月。起行之前，朋友赠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放纵”。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礼物，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天赋（gift）。契诃夫在脚铐撞击的声响中，尽情享受创作的快悦，释放自己天纵的才情。因为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赎罪之旅已然结束（也同时开启）。在两座险峻的悬崖之间，他找到了几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从那年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个作家；而且由于荒废日久，也必将失去艺术创作的想望与能力。因为我的旅程没有尽头，完美的平衡始终未达；在艺术与赎罪之间，我严重倾斜，摇摇欲坠。 于是这本小书，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结果。路上太过颠簸，天气阴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难免走味；就更不要说我深深珍重的，也许只不过是一把破敝的扫帚。 再直接点说，这里收录的全是我在评论（以及“类评论”）之外的副产品。它们全屏外缘而生，如果没有人约稿，我自己根本就不会无端动手。 例如，《我执》那些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本是香港文坛前辈叶辉约我在他主编的报纸上所开的专栏；他在位多久，这个专栏就有多短寿。所以这堆东西的数量也就只有这么多。说起来，那还是我写作量最大的时候，本来每天都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评论，可是叶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给。问题在于该写什么好呢？史实、饮食、电影、音乐、书评和文化评论，能写的我都在其他报刊上写了。想了半天，才决定仿效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弄一批看起来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笔记，因为叶先生说我还未发表过“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历》，它是应老友胡恩威所邀，为剧团“进念•二十面体”的《断章记》场刊所作。时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张爱玲几个月前趋势，《断章记》是献给她的剧场悼文。可是《我的病历》与张爱玲根本无关；如果有关，顶多就是背后那种冷酷的态度。 剩下的全是即兴活动，有时是自己的评论专栏快要断稿，苦无素材下的应急文章；又有时是香港文学杂志《字花》催促出来的凑合游戏。悉小道耳，并不足观。 对了，为我撰序的邓小桦正是《字花》的编辑，香港文化界的新锐一代（这代人颇成气象，他们将来一定会踩着我的背脊前进）。由于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形容这本书，只好请她提出她的诠释。多谢她在最后一刻交来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