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长时间以来/人们的共识是，苏东坡的诗词文章皆好，他的应试策论和奏议也有大可称道处，只不过后者由于时过境迁、由于它所言及的问题属于遥远的时代，多少有些陌生，使人失去了兴味。但如果我们能够放空成见，静心品嚼，或能看到另一种恢宏的气象与阔大的风景。我们不得不感叹，至少有两种过人的能力同时备于一人，古今以来实在少见。就此而言，同处于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也不能与之相比。苏东坡比他们更机敏、更丰腴/也更复杂。
在苏东坡的文字海洋里有无数深壑与激流，它们纵横交织，无以言表。我们面对“策论”的苏东坡和“诗文”的苏东坡，有时不免惶惑：这两种能力哪个更为出色和重要，哪个可以成为或接近生命的主体和本体？回顾苏东坡的少年成长和求学经历，会发现他最初的学习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以求仕为目标，经史子集兼学并蓄，有大量策论和诗文方面的演练追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诗学方面及早登堂入室的少年，最早表现出来的是过人的诗才。苏轼和苏辙曾师从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此人为当地名士，曾写过《鹭鸶》一诗，其中最为得意的句子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而苏东坡却认为“逐风斜”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让刘微之叹服。
苏东坡作为一位诗人所表现出的浪漫与幻想、杳冥[yǎo míng]与诡异的特质，类似于屈原和李白那样的放纵想象，非常突出。这预示着他会是一个超绝的诗人，有飘逸的文采。但是就苏氏家族追逐的主要目标来看，策论才是基础和门径，没有策论就无法科举进仕。从这个意义上看，策论是实用的，而诗学仅为从仕之余。这也许是一种过于理性的认识。
在苏东坡一生的所有文字中，诗及诗性斐然的文章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更自然的生长，而策论始终作为一种从政工具为诗人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是其生命追求的本体或主体部分，策论不过是这种能力的拓展。朝廷将“策对之学”用于科举，既是为了选拔人才，也是为了以后施治之用。经国大事与文章大事都要有起承转合与缜密布局，诗文与策对之学兼备，正是儒学的本分。反过来用仕之心太重，就会压抑诗情，让人变得刻板无趣。入仕不会变通，不能周密和完善，缺乏想象力，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只有创造性地入仕、审美化地入仕，世界才会打上美好而深刻的印记，否则将很快沦为体制的死硬工具，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机械盲从，背离入仕的初衷。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中的“器”。当年苏东坡就极力反对王安石罢去诗赋、单以经义策论考取进士，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
苏东坡本质上是一位放纵的诗人、想象的天才，他的策论完全派生于诗章的能力，没有浪漫的激情，就没有那些周密的思考和飞扬的神采。东坡的策论不仅具有深刻的施政智慧，而且文采逼人。这对他的仕途而言有得有失，但对于艺术欣赏来说却是一次次大快朵颐。观苏东坡之策论，犹如看气象万千的海洋和深流、起伏的山脉，他“横看成岭侧成峰”（《题西林壁》）的诗句，用在自己的策论上也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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