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苏东坡说到自己的“三大功业”，实际上不过是三大苦难。可见苦难比起富贵和安逸，总是给当事人更深刻的印象。它们深深地楔xiē入人生深处，难以拔脱。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它们会留下强烈的刺疼，所以也就格外难忘。在这个抵御和反抗的过程中，诗人没有倒下，即感觉自己建立了一辈子最大的“功业”。“功业”是事功和伟业，通常不会和苦难的挣扎画上等号，当我们努力寻索和体味至此，才算理解了苏东坡，也算理解了生活以及我们自己、我们人类的命运。
黄、惠、儋三州之前，苏东坡的生活还是安逸的，那时候他有很多的仆役，家人也得到幸福的团聚。他在宫廷为官，特别是身居高位时，当是十分优渥的。宋代对高官待遇优厚，当时享乐之风极盛，苏东坡和其他同僚一样难免奢华。记载中他蓄养了很多歌妓、伶人以及服务的仆人，有堂皇的居所，而且建在了最好的地段。这既是当年为政和日常生活所用，又是很难例外的风习。人脱离了风习也就脱离了时代，也就不容于世俗。除此之外他还有外地任职的经历，这时候，那些习惯了在都城汴京生活的一些家庭成员、一些跟随者，就不得不另作他谋。
苏东坡常常举家迁移，有时候到富裕的苏杭一带，有时候到比较清冷的密州一带。许多时候他只身一人上路，亲人不能随行，尽管身处“牧者”的高位，但远迁跋涉毕竟辛苦。因为难以安顿，在京都陪同他的家小，那些仆人和女子，很难继续围在四周。当他到了新的任所安定下来，稍稍如昨的生活才能开始。灯红酒绿，笙歌不断，一连串的聚会和迎来送往，少不得有一些服务者。苏东坡当然多情，风流才子的名号是无法抖落的。他勤于劳作，也颇能享受，挥挥洒洒。一个有权有势者安顿自己要容易得多，但有时也很麻烦，如同俗语说的“树大阴凉大”。苏东坡一次次改任、定居和再次上路的间隙里，有许多忙碌和操劳。最难割舍的是旧友的分别：有人死去、有人远走，新人不断补充进来。他要重新适应和接纳这些变化。每一次遣散都伴随着一些凄凉和悲伤，也不得不如此。
聚拢多盛，遣散就多大，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都是如此。盛唐与大清有多么惊人的聚拢，遣散也是轰轰烈烈。北宋是一个文官至上的时代，似乎是官僚阶层中文人最得意的一个时期，他们放肆地享受物质，十分幸福。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知识人不惜笔墨赞誉这个时代。他们大概忘了，这种奢侈的消费总是以黎民的痛苦为代价的，朝与野的巨大反差如数记在了书中。宫廷人士所有的奢华，都是以劳民的贫苦和辛酸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当年，一旦形成制度确立下来，有些人也就渐渐习惯了。当时皇帝后宫佳丽上千，官僚自然效仿，妻妾成群十分常见。苏轼父子三人在这方面算是较有节制，从记录上看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生只有一个妻子，生活安稳，敦厚朴素；苏东坡则是这个家族的例外。在文字记载、特别是他自己的诗章中，可以见到多位女子的身影：他在《朝云诗并引》中说到：“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朝云诗并引》）那是在苏东坡又一次遭难、大势已去、众妾作鸟兽散的特别时期。这时唯独忠诚可爱如朝云者追随诗人，共克时艰，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让其深深地感动以至于作诗纪念。陈鹄[hú]的《耆旧续闻》中说，有人见过苏东坡的手稿，上面所记载的《贺新郎》一词中提到的“榴花”，也是他的一位美妾，“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
可见北宋时期，生活奢靡是官场的常态，就像百姓的苦难属于常态一样。专制统治总是以残酷剥夺民众为基本特征的，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敏锐如苏东坡者，在这种普遍生态之中该有一些痛苦。当然他不是圣人，追随时代之俗，在他和关于他的许多诗文中多有记载。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记载：“子瞻守杭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bū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这一段记载想必真实客观，那种游玩的恣意与盛况清晰再现，活画出一幅北宋官场游乐图。
过于奢华的享受当然会有后果，会引起诸多神秘的平衡。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用一生的苦难，大致抵偿了身为利益集团要员的奢侈。朝云之名当来自宋玉的《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朝朝暮暮，如此沉迷。朝云约小苏东坡二十六岁，初入苏家仅有十二岁。就是这个爱妾，在最困窘之期陪他一路南下，远赴瘴疠之地，忍受屈辱和饥寒。这成了一个佳话。
这种不得已的遣散既是苏东坡对下人的怜惜，也是当时形势使然。他的一路行走携风带雨，打湿了周边衣袂。直至苏东坡来到恐惧的大坎，就是从湖州太守任上被五花大绑拖至乌台的时候，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就是免死，贬谪黄州，等于死而复生了一次，也让其得知了命运的本来颜色。这之后尽管还有登州的崛起，有再次还朝的富贵生活，但一切都不比从前了。
苏东坡说到自己的“三大功业”，实际上不过是三大苦难。可见苦难比起富贵和安逸，总是给当事人更深刻的印象。它们深深地楔xiē入人生深处，难以拔脱。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它们会留下强烈的刺疼，所以也就格外难忘。在这个抵御和反抗的过程中，诗人没有倒下，即感觉自己建立了一辈子最大的“功业”。“功业”是事功和伟业，通常不会和苦难的挣扎画上等号，当我们努力寻索和体味至此，才算理解了苏东坡，也算理解了生活以及我们自己、我们人类的命运。
黄、惠、儋三州之前，苏东坡的生活还是安逸的，那时候他有很多的仆役，家人也得到幸福的团聚。他在宫廷为官，特别是身居高位时，当是十分优渥的。宋代对高官待遇优厚，当时享乐之风极盛，苏东坡和其他同僚一样难免奢华。记载中他蓄养了很多歌妓、伶人以及服务的仆人，有堂皇的居所，而且建在了最好的地段。这既是当年为政和日常生活所用，又是很难例外的风习。人脱离了风习也就脱离了时代，也就不容于世俗。除此之外他还有外地任职的经历，这时候，那些习惯了在都城汴京生活的一些家庭成员、一些跟随者，就不得不另作他谋。
苏东坡常常举家迁移，有时候到富裕的苏杭一带，有时候到比较清冷的密州一带。许多时候他只身一人上路，亲人不能随行，尽管身处“牧者”的高位，但远迁跋涉毕竟辛苦。因为难以安顿，在京都陪同他的家小，那些仆人和女子，很难继续围在四周。当他到了新的任所安定下来，稍稍如昨的生活才能开始。灯红酒绿，笙歌不断，一连串的聚会和迎来送往，少不得有一些服务者。苏东坡当然多情，风流才子的名号是无法抖落的。他勤于劳作，也颇能享受，挥挥洒洒。一个有权有势者安顿自己要容易得多，但有时也很麻烦，如同俗语说的“树大阴凉大”。苏东坡一次次改任、定居和再次上路的间隙里，有许多忙碌和操劳。最难割舍的是旧友的分别：有人死去、有人远走，新人不断补充进来。他要重新适应和接纳这些变化。每一次遣散都伴随着一些凄凉和悲伤，也不得不如此。
聚拢多盛，遣散就多大，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都是如此。盛唐与大清有多么惊人的聚拢，遣散也是轰轰烈烈。北宋是一个文官至上的时代，似乎是官僚阶层中文人最得意的一个时期，他们放肆地享受物质，十分幸福。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知识人不惜笔墨赞誉这个时代。他们大概忘了，这种奢侈的消费总是以黎民的痛苦为代价的，朝与野的巨大反差如数记在了书中。宫廷人士所有的奢华，都是以劳民的贫苦和辛酸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当年，一旦形成制度确立下来，有些人也就渐渐习惯了。当时皇帝后宫佳丽上千，官僚自然效仿，妻妾成群十分常见。苏轼父子三人在这方面算是较有节制，从记录上看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生只有一个妻子，生活安稳，敦厚朴素；苏东坡则是这个家族的例外。在文字记载、特别是他自己的诗章中，可以见到多位女子的身影：他在《朝云诗并引》中说到：“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朝云诗并引》）那是在苏东坡又一次遭难、大势已去、众妾作鸟兽散的特别时期。这时唯独忠诚可爱如朝云者追随诗人，共克时艰，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让其深深地感动以至于作诗纪念。陈鹄[hú]的《耆旧续闻》中说，有人见过苏东坡的手稿，上面所记载的《贺新郎》一词中提到的“榴花”，也是他的一位美妾，“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
可见北宋时期，生活奢靡是官场的常态，就像百姓的苦难属于常态一样。专制统治总是以残酷剥夺民众为基本特征的，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敏锐如苏东坡者，在这种普遍生态之中该有一些痛苦。当然他不是圣人，追随时代之俗，在他和关于他的许多诗文中多有记载。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记载：“子瞻守杭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bū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这一段记载想必真实客观，那种游玩的恣意与盛况清晰再现，活画出一幅北宋官场游乐图。
过于奢华的享受当然会有后果，会引起诸多神秘的平衡。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用一生的苦难，大致抵偿了身为利益集团要员的奢侈。朝云之名当来自宋玉的《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朝朝暮暮，如此沉迷。朝云约小苏东坡二十六岁，初入苏家仅有十二岁。就是这个爱妾，在最困窘之期陪他一路南下，远赴瘴疠之地，忍受屈辱和饥寒。这成了一个佳话。
这种不得已的遣散既是苏东坡对下人的怜惜，也是当时形势使然。他的一路行走携风带雨，打湿了周边衣袂。直至苏东坡来到恐惧的大坎，就是从湖州太守任上被五花大绑拖至乌台的时候，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就是免死，贬谪黄州，等于死而复生了一次，也让其得知了命运的本来颜色。这之后尽管还有登州的崛起，有再次还朝的富贵生活，但一切都不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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