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检索诗人自己以及有关的庞大文字，会发现斑驳陆离颜色缤纷，应有尽有。如果将其一生划分为尽责和享受这两个部分，可以说都得到了详尽的记录。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最容易被他人罗列功业，像如何解决民生问题、诸多政绩等，都不会遗漏。不过这一切仍旧无法掩盖和排除另一面：他作为一个大权在握者的任性，还有奢侈。我们后人津津乐道于诗人修造的密州超然台、杭州的迎宾官船，还有其他一些莺歌燕舞之盛；在徐州修筑起十丈高的黄楼，是宴请海内风流雅士之地，欢歌通宵达旦。这一切也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可以兴办。虽然这在当年远非个别奢华 ，但也是可为可不为之事，所以只能视之为一种放任和享受。那些脍炙人口的娱乐场所的描述，既记录了他的作为，也载下了他的“潇洒”。
他初达密州时曾有讶异，因为与之前经历的杭州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写道：“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这个时期正好是新法推行之时，以往配给的大量公务接待费骤减，这让喜欢大宴宾朋的苏东坡非常郁闷。他对新法更加憎恶：不仅危害黎民，而且还殃及自身。其实自古以来官场的奢华都为人痛恨，因为实际情形往往是黎民不得果腹，官人却大腹便便。花钱如流水，没有节制，那种遏制权力的力量当然很难来自权力本身。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者，以及所有类似的改革者，其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拒绝。这其实是最困难的一个动作。在这方面，即便是理性和仁善的苏东坡也不免有些惶惑。密州期间，因为没有钱财挥霍而发出的抱怨就记在诗中，而且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少有愧疚。过惯了阔绰日子的苏东坡，是极不习惯于这种清贫生活的，物质上的挥洒自如与纸上的浪漫豪情大多是一致的。他在这两个时刻都同样慷慨，同样放肆，这既是他的局限，又是当权者的局限、人性的局限。他的超越和仁慈，只在另一些具体的场合流露出来，就像他不能时时豪气大发、诗才迸溅一样。
走出眉山之后，他如愿以偿登上高位，加入了另一个阶层。后来厄运降临，他不得不一次次成为罪人。但这时他已经享有盛名，作为一个贬谪之人，仍然能够享受到其他人难以拥有的东西。盛名之下，一切自然不同。虽然已为罪身，每到一地还是有地方官员送酒送肉，即便是负责看管他的最高首长也对其另眼相看，关爱有加。在谪居黄州的时期，太守徐君猷居然成为他的好友：“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与徐得之》）这封信是写给徐得之的，他是徐君猷的弟弟，也是诗人的好友。这个徐太守后来调赴湖南途中不幸病逝。东坡以戴罪之身居于黄州，徐太守还经常带上自己三个年轻漂亮的侍妾和上好的酒菜，邀诗人登上栖霞楼宴饮，不醉不归。也许这时的苏东坡不敢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可是其他人、包括后来人，却一定让他做这样的人物。
平心而论，好的官吏不是不能享受，而是享用“应得”的一份，不能掠取和贪婪。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就这个标准来说，苏东坡算是一个“合格”的官吏。他对于美食、豪居、朋友、女子，皆能受用、体贴、爱护和体味，在这些方面既有很高的要求，又能随遇而安，择其长处而用之。作为一位仕人，他应对裕如，不曾懈怠，每到一地都有美谈，所谓“官声甚好”。我们以前谈过他在登州任职仅仅五天，加上逗留盘桓也不超过半月，却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工作效率之高无人能出其右。更惊人的是他在京城担任断案职务时表现出的异能：本来政敌想用无比繁琐的案件牵扯其精力，使他无暇言政，却想不到他竟然干得那么出色。记载中他处理公文总是一挥而就，却又毫无疏失，实在是为政的天才。就享受与尽责这两个方面看，他似乎都做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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