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有些现代读者也许不会在意诗人的另一类文字：诗词文章之外的“公文”。它们是那些代拟文字、为政期间面向朝廷写下的文字、求仕旅途上留下的一些心志。这些文字是苏东坡作为一个“人臣”所留下来的。孔子有“君子不器”之说，强调真正意义上的“君子”须拥有更完美更理想的人格，不仅仅要有执行力，还要有创造力；不能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好使善用的工具，而是具备个人的发现力和能动性，总之应该是一个相当主动的生命。这种说法好像与他的“述而不作”相抵触，其实不然，那不过是孔子用作变革的口实和由头，是防御用的伪装。在提倡“克己复礼”的时候，他强调自己没有什么“发挥”和“创造”，而只是因袭周公之礼，实际上当然不会如此。孔子貌似一个“器具”，一个因循守旧的执行者，实际上却是一个藏有刀锋的进击者。“复礼”意味着一场大胆的变革，这变革的锋芒与步骤，假以时日就会一点点显露出来。清晰、深厚、沉雄如孔子者，当然不会那么平庸老实。比如说他上任司寇仅仅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是何等迅捷的出击。后来苏东坡调侃孔子的这一行动，说他之所以那么迅疾地除掉政敌，是因为自料在任时间可能极为短促，如不快些动手就来不及了。
怎样做一个“君子”，是否成为一个好的“器”，这肯定是缠住古往今来所有从政者的一个严肃命题。“君子不器”是不可能的，一旦为“器”，则必为“大器”。从这个角度看，苏东坡在朝期间代朝廷拟写的许多诏诰，更有科举和为政时期所写下的那些策论与奏议，我们读来会深深地沉浸其间，并且一再地发出惊叹。这其中埋藏了那么多智慧，有如此充沛的热情、不可更移的治理意志。即便是那些代拟的文字，它们虽有体制的规范，但仍然也还有个人的文辞风格和意志空间。作为有法定约束力的敕令，当然是极为迅捷和有效的，所以代制文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连同口宣、批答、祭文、歌辞等，无不留下诗人的才情与风貌。那眉宇间的神情、口吻和声气，都时常袒露，一如诗人的其他文字，具有难掩的文采、机趣和利落，甚至有饱满的情感。它们借以皇上的口吻，吐露的是人性的温暖，一些心曲显得格外动人，散发出迷人魅力。苏东坡的志趣和理想都掩于其间，借力远播。除了少数人知道这其中的微妙之外，朝廷之下是少有察觉的。
这些代制文字，有许多在第二次大迫害时被恶僚们拿来推敲问罪，可见文字狱无所不用其极。有人说这些文字是“谤讪先朝”，要求朝廷给予最严厉的惩治。由此反观，足可见苏东坡执笔时彰显的个性和气概，仍然存留其间。这些文字具有一种不可泯灭的价值，今天的人当一一鉴别，不可一律视为官样文章。试想，如果届时换了他人捉刀，不仅文气会变，内容也将大有差异。
人们历来瞩目的是他的一些虚构文字，特别是诗词文赋，对那些相对艰涩的公文都有所疏忽，很少论及。但这些另类文字是直接裸露的思想和主张，它们的主要价值不在审美，而在其他。我们要从这些文字当中寻找一条理路，尝试接通昨天和今天，还有未来。这样的一种重大功用和使用，难道不足以吸引后人吗？从这些缜密的记录中，我们能够感受另一个苏东坡，想象他是如何在两种文字之间自如地游走腾挪，二者关系又到底如何。哪个为本、哪个为末、哪个属于中心、哪个属于边缘？这些文字究竟是诗的对立物，还是它的衍生品？是它的统一体、它内藏的某些更坚实的部分？
如果说苏东坡笔下的这些策论和诏诰，是同类文字中最有文采的，可能谁都不会怀疑。
那时诗人正值青壮，就文章历练和整个经历来看，已经到了厚积薄发之期。在其他人那里，这还是一个初始和发端的阶段，而苏东坡完全不是如此。这与他的家学、与父辈的影响有关。在“堂前万卷书”里畅游的少年，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胸有成竹的为政之才了。他的那些策论立论精当，理性通透，文势浩，文气正，文意远，文思周，充满了远见卓识。只可惜，它们没有像他的诗文一样，在现代人这里得到深刻的解读和认知。
在芜杂的网络时代，在声色犬马、娱乐甚嚣尘上的时刻，苏东坡的这一类文字离我们更加遥远。它们非但不能化为最好的引鉴，反而成为一些陌生的堆积。我们宁可援引一些虚浮的大言，也不愿接近那些掷地有声的思辨。今天看，这些篇章的确有政治家的长远洞悉，也是少有书生意气的道德家言。它们实际上应该与其诗文共同宝藏，就某一方面的价值论，甚至更高。面对现实和历史，它们辩证、恳切，而且庄正，虽然难以流布，却有无法遮掩的夺目光彩。
我们更多地将苏东坡视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而非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尤其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是认识的误区。他的诗文得到推崇和流传，是因为作为艺术而更少争议。一旦涉及社会治理、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就一定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为晦涩生僻的部分。而苏东坡恰恰是在洞见和思辨中，展现了独特的价值。这对于一个文明深厚的古老民族来说，当是最可引鉴的宝贵财富；就某一方面论，可能比那些诗词和文赋还要重要。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今天耐心通读这些文字，将它们一一还原，就会在数字时代的文字沙尘暴里化为一处处绿洲，让我们享受难得的风景。我们还会发现，在不断更迭的人类历史中，有一些常理总是接近甚至是不变的。
忧患常在，兴衰有故，客观环境的置换引起了人性的无尽演化。我们如何对待这演化、这时代，当是一个至大至深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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