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
十四件大事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