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战国究竟是“六雄”还是“七雄”？
平势隆郎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战国时代”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些人想当然，以为既然春秋时代出自《春秋》一书，那么战国时代理应也出自《战国策》一书。
事实上，《战国策》成书甚晚，最早的编者是刘向，他把战国时代流传的《长短书》等文献重新编排，编定三十三篇，命名为《战国策》。刘向生活的年代，已经是西汉末年，所以《战国策》显然晚于《史记》。
《史记》对战国时代，称之为“六国”，那为什么不是“七国”呢？
汉朝人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周朝的王统，秦朝对于周朝来说，属于叛逆，于是就故意抹煞了秦朝，连带把秦国从七国之中除名。另外，这里也有汉朝取代秦朝之后，需要贬低矮化秦朝的原因在里边。汉朝之后，秦朝不再被区别对待，“七国”取代了“六国”，成为主流。
战国这个名字，自然与战争的密度、烈度有关。由此衍生了另一个误区，人们会觉得，战国之前，商朝、西周、春秋等等这些时代，都是和平年代。其实不是这样。商朝、西周也充满着战乱，春秋的战争指数并不亚于战国。区别在于战争的形式，前者属于城邦之间的战争，后者属于国家之争的战争。
前面讲的这段历史，跨度既长，又充满了战争，那为什么打来打去我们还打成一家人了呢？仅仅是因为武力的征服吗？
显然不是，作者认为，文化的软实力，构成了把这些所谓城市国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纽带，而其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汉字。
直到西周时代，汉字的使用范围都局限于城市内部，它的用途，主要是祭祀和盟书，由此可知，当时的汉字及其运用，属于中央政权的专利。等到东周，局面大变，王室衰微，各地的诸侯，如秦国、晋国，陆续掌握了汉字的使用权，平势隆郎所谓的“广域汉字圈”出现了，汉字渐渐普及开来，汉字的用途从祭祀扩展到行政，这便是书中常常提到的“文书行政”。
文书行政的诞生，不仅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格局，还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此，中央与地方，不再是城邦与城邦的关系，而是上与下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城邦构成的松散的“世界”逐步转型为有固定领土的统一国家。
关于汉字的巨大作用力，平势隆郎甚至认为，汉字定义了“汉族”，他理解的汉族就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
共同的文字，形成了文化上的凝聚力，使统一变成一种可能，但统一还需要更直接的促发条件，那就是要出现技术上的突破，来打破均衡的实力格局，从而使某一国拥有统一其他诸国的能力，而这项技术革命，就是铁器的普及。
我们都知道，夏商周三朝是“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应用最广的金属，从祭祀的礼器到武器、农具，都可能会用到青铜。
到春秋中期，铁器开始大量生产，所带来的改变，也许我们会想到兵器、战斗，其实最大的冲击还是体现在农业上：铁器的普及提高了伐木、垦荒和耕种能力，使得土地激增，城市随之扩大，通过开荒建立起来的新的县，数量远远高过了通过战争获取的县数量。
说到底，真正的改变，还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权力者与农民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等，让君权得以强化，更多的财富向城市集中。
必须说明，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并不是最早掌握铁器技术的，更不是唯一拥有铁器的，但他们最早适应了铁器革命带来的新形势，这正构成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甚至指向了未来两千年的皇权社会。
最后，我们来说说作者眼中促使“中华”形成的最后一项必要条件，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成了各国共同的记忆和遗产，带来了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而“中华”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自我认同中酝酿出来的。
比如，春秋和战国时代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夏商周”历史的继承者，从而认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上的源头。一些上古的神话与传说，正是在战国时代，逐渐成型，并且被各个诸侯国所认同，拿来作为自己祖先的故事。
比如大禹，经平势隆郎考证，大禹治水乃是战国时代编造的神话。这背后，有两个元素，一是大禹的身份，在战国，禹是行神，就是旅行者的保护神，他的工作就是巡行天下；二是各地的治水神话。战国人把这两大元素结合起来，于是就成就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平势隆郎指出，这些神话传说，除了在文化层面，造就了各个诸侯国共同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上，也被战国的豪强拿来，作为自己的合法性依据。
比如战国七雄的韩国特别重《左传》，《左传》里把韩国的祖先韩宣子，说成是夏朝的后裔；韩、赵、魏三家分晋，与韩国同出一脉的魏国，则认了商朝为祖先；
秦国的地盘是西周的故地，所以秦国人理所当然宣称自己是周朝的继承人，不过他们并不满足，还跟夏朝攀亲戚；
齐国原来的国君是姜氏，就是传说中姜子牙的后代，后来姜氏的统治被田氏取代，属于下克上，臣子篡夺了君主的权力，来历不正，所以田氏的齐国急需一个拿得出手的血统关系，所以齐桓公另辟蹊径（注意，这里不是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姜小白，而是田氏的齐桓公田午），这位“齐桓公”的妻子是宋国人，宋国则是商朝的后裔，借此，齐国也与商朝攀上了关系；
最绝的还是楚国，根本不把这三代放在眼里，越过了夏商周，直接把眼光投向了三皇五帝，他们找来当祖先的大神，共计两位，一位是火神祝融，楚王室的芈姓据说便是祝融八姓之一，这个芈字本来很生僻，但是随着《芈月传》的播出，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另一位，是五帝之一的颛顼（zhuān xū），颛顼是高阳氏，所以屈原的《离骚》里追溯家族历史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说，我家本来是颛顼帝的后裔……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小诸侯国林立的世界，但是技术进步、共同的文字，以及历史和文化上共同的自我认同，让这个世界有了合成一体、成长为“中华”的可能性。
本书的一些观点，是有一定争议的，比如平势隆郎用“城市国家”来形容商周时代，这并不是学界的共识，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而且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把“古希腊城邦社会”套用到中国的倾向，很值得商榷。
不过，我们要看重的不是结论本身，而是研究方法，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这也是我们看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的历史”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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