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说,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坐在屋子里头,他们能看清屋里的每个细节,但他的视野也就只限于屋子内部,没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就得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研究者来提供答案。
《哈佛中国史》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译成了“哈佛中国史”,其实原名是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译过来就是中华帝国史,这个译名更准确,因为秦以前是 Feudal Kingdom 封建王国,秦以后才是 Empire 帝国,这套书讲的就是从秦朝到清朝,也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
在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里,作者美国汉学家陆威仪说,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属于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
首先来说统一的问题。
在这儿作者就提出了一个跟我们惯有认知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在描述秦统一中国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认为经过春秋战国连年战乱,各国都盼望统一,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等等,而这本书里,作者通过对很多文献史料的考证,认为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当时七国的人并没有形成一个高于他们所属的诸侯国的、统一的自我定位,他们也都互相视对方为外国人,特别是对秦国,各国都有一种鄙视,觉得他们位置偏远、文化落后。
说起秦国人来,那也是经常地图炮乱开,像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词,“虎狼之国”,这就是当时各国人用来损秦国的。
而且秦国自己呢,对这种定位也很得意,也就以边缘国家而自居,虽然秦国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就开始努力自强,但直到将近一百年后,秦昭王时代任用范雎为相,这才把“统一天下”当成了国家战略来推行,又过了40多年才由秦始皇来统一中国。
那么,从自视为异类,到形成要一统天下的抱负,秦国是怎么完成这个心路历程的呢?
在这里作者给出了一个推断,他认为改变这一切的是:人才流动。
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求学求职求保护,随着他们走的见的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超越诸侯国的大格局,也就是所谓“天下观”,眼光超越了诸侯国的界限,把天下当作了一个整体来看待。
特别是在秦国,很多的贤臣良将都是外来的,张仪、范雎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蒙恬、蒙毅,他们家族来自齐国。正是这些精英,他们在秦国的政治地位压倒了秦国本土的保守势力,秦国才逐渐把天下观作为国家战略,并且最终一统天下。
天下观在当时还只是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在更大的范围里,就像是作者所说的,原来的地域和文化的分野,还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抹掉。
但是,截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了六国,统一的国家毕竟是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新国家跟以往的朝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国家多出来一个以往没有的职位:皇帝。
关于皇帝这个词,它绝不仅仅是欧洲人理解的“君主”这么简单,皇帝这个词本身就被神化了,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半神的称谓,就像黄帝、炎帝,而且也是秦国原始宗教里掌管四方的神,而皇字,意思也差不多,同时还有闪耀的、神奇的这层意思,所以秦王嬴政把皇帝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专属头衔,不是简单地好大喜功,而是带有神化自己,强调自己君权神授的意思。
秦始皇作为皇帝,行使比以前的王更大的权力,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也就把全国的人事任免权,以及相应的司法财政军事这些权力,全都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而且这个趋势,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
有了高度集中的权力和资源,秦始皇就搞了很多前人搞不了的大工程,比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北伐匈奴;修建长城和秦直道。长城我们都熟悉,秦直道,就是秦朝统一修建的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对全国的交通和运兵都相当重要。
这部分更有意思的在后头,那就是汉朝后来取代了秦朝,一方面创建汉朝的刘邦,当年是个造反的,就是反抗秦朝暴政起家的,而另一方面当他打下天下之后又发现,秦始皇搞出来的这套实在太舒服了,于是刘邦无论从制度方面还是个人享受,都基本沿用秦始皇的路子。
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刘邦,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的皇帝想了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们批判秦朝,把矛头都指向秦始皇本人,而不涉及他的制度设置,所以我们看到,秦始皇本人不断被各种丑化各种黑,但他开创的这个制度,却是谁都也不肯放弃,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总的来说,虽然国家统一了,但是原来的七国,乃至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的自我认同从原来的什么齐人、楚人变成后来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