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一部课堂讲演的记录，或者说是课堂笔记的合集。它的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 以往提到中国历史，我们谈到的往往都是整段王朝，比如唐朝、宋朝、明朝等等。那么魏晋南北朝又是个怎样的时期呢？ 说起来，其实也不陌生。这里魏晋南北朝的“魏”字，其实就是小说《三国演义》里曹操建立的那个曹魏政权。这是整个时期的开始，至于它的结束，则是一脚跨进了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时代，隋唐帝国。 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是处在汉和隋唐两个统一时代夹缝当中的大乱局。 别小看了这场夹缝里的乱局，它前后持续的时间可有将近四百年。 在这期间，原有的汉帝国已经崩溃，新的隋唐帝国还没形成。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刻，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先是魏晋短暂的统一结束，北方的政治形态迅速碎片化，割据政权林立；随后是汉人南迁，开始了和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南北朝时代。在这期间，民族矛盾、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像化学反应一样相互激荡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它在内政、外交，都体现出和其他王朝不一样的包容气度。这是为什么？单看唐朝确实不好理解，但如果我们追溯到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就很明白了。 因为李唐皇室就是脱胎于南北朝后期，西北地区的一个鲜卑化军事贵族集团，和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治国的时候，也自然体现出和单纯的汉人政权不一样的风格。 不过说来遗憾，尽管魏晋南北朝这么重要，但学术界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却屈指可数。因为这段时期矛盾丛生、枝节庞杂，即便很多专门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头疼。也正因为如此，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它不仅把魏晋南北朝从历史的夹缝中抽离出来，做了专题探讨，并且讲演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分量。他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 提到陈寅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史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像胡适、钱穆等很多我们知道的文史大师，都是陈寅恪的同辈人。而如今学术界很多关于魏晋、隋唐史的探讨，也都是在他这一代学者奠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陈寅恪一直以博学著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甚至连很多教授都来听他讲课，因此他也被大家尊称作：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但仍然坚持教学。他的关门弟子万绳楠，就把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有关内容整理成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由于万绳楠也是当代知名学者，学术内行人，所以这些记录和整理很好地保留了陈寅恪的治学风格。 最典型的，陈寅恪一直以研究视角的新锐著称，学养上的深厚积淀，让他能把文史哲打通、以小见大地看到很多同时代的学者看不到的深层次问题，而体现在讲演录里就有他对我们熟悉的竹林七贤、桃花源这些典故的剖析。这些剖析即便是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 首先来说说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是怎样为整个时代的乱局拉开序幕的？ “阶级”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语里的原生词汇，指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但在古代它并不是一个常用词。民国以后，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甚至也影响到了陈寅恪。 比如讲演录开始的第一篇，题目就叫“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应该说，在当时这还真是个非常新的视角。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魏晋三国的变化，一般只是几个字的评语，叫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陈寅恪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止步于大面上的评断，他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把这个时代政权的更替给我们做了纵向解剖。 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曹操和袁绍个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 先说曹魏这边，虽然文艺作品里提到曹操一般都称呼曹丞相。但实际上，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而他父亲则是太监的养子。这种身世在传统儒家里，是很不入流的。但袁绍就不一样了，从他曾祖父那一代，就在东汉是高官，到他这一辈也是门第显赫。 所以本质上，曹操和袁绍分别代表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或者换成书里原话就是寒族和豪族。寒是贫寒的寒，豪是豪强的豪。 这样，官渡之战曹魏的胜利就可以理解成寒族战胜豪族，不过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我们知道，魏蜀吴三国最终都被司马氏的晋朝给统一了，但司马氏作为一个家族，远不止三国演义里提到的司马懿、司马昭这二位，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整个司马氏的祖上还是高官，也是豪族。 基于这些分析，陈寅恪大胆地下了一个结论：从曹魏向晋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是寒族和豪族两个阶级的权力博弈。 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就是，寒族阶级先崛起又被打压，最终还是豪族阶级占据了上风。这样，整个持续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一开场，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阶级断层的面貌。 这种断层说来抽象，落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是很具体的。做个简单比较：曹魏是寒族出身，选人用人更重才干，而晋朝司马氏的豪族背景，让他们更重视门第出身。我们假设一个没什么背景的读书人，出生求学都在曹魏时代，按照曹魏重视才干的用人路线，原本是可以有很好发展的。 但突然有一天，政权更迭成了司马氏的晋朝，用人变成了看出身、看背景，这个人一下就没有出路了。 一个人还好办，但如果牵涉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问题就大了。在这里，陈寅恪从文化角度入手，为我们考证了一个熟悉的典故：竹林七贤。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有七位名士给官不做，宁可在竹林弹琴饮酒，以此表达对世道的不满。在很多人印象里，竹林七贤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人的气节和风骨。 但陈寅恪指出：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里说不存在，不是说这些人不存在，而是说七个人在竹林纵情饮酒的事迹不存在。通过对《论语》《世说新语》这些典籍的比较和印证。 陈寅恪发现：七贤的七，是古代为了形式美感凑出来的数；而竹林是从印度的古称天竺来的。因为当时佛教刚刚流行，社会上有佛教术语和本土语言相融合的趋势。加起来，就造出了竹林七贤的传说。 这个传说影射的实际是魏晋之际，大批知识分子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看不惯司马氏当权，就采取清谈的方式来讨论政治。 所谓清谈，说白了就是用隐喻的手法来讽刺现实，这种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那个时代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被打压。而一旦这些士大夫有所反抗，就被宦官们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轻则禁锢言论、终身罢黜，重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有了这种打压，当时很多有思想、有学问的名士干脆就不说话了，或者即便是发表看法，也大多是谈一些抽象玄奥的道理，从而间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东汉灭亡以后，虽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清谈这种手法却保留了下来，并在魏晋之际从士大夫们的政治立场，演化成官僚之间作秀的手段。 对此，讲演录里单独有个叫“清谈误国”的篇目，讲这段时期的清谈风气：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清谈是为了躲避灾祸。但到了晚期，这种风气传染到了朝廷，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也纷纷以清谈来标榜自己的学问，他们谈的形式往往玄而又玄，但内容却空洞无物。 这个时候，清谈就变成了空谈。这种空谈助长了整个官场攀比、浮夸的风气，成为了晋朝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衰落到最终灭亡总要有最后一击。传统史学家倾向把这最后一击归在外族入侵，但陈寅恪却看到了外患背后的内忧，最明显的，司马氏建国以后，把同样属于豪族阶级的皇室成员封在各地。这些人不仅有土地，还可以养军队。但同时，皇帝司马炎为了表示天下太平，又放弃了中央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这两项政策在讲演录里分别叫做，行封建制度与罢州郡武备，是晋在政治上两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呢？司马炎刚死，这种赋予地方军权又不加约束的体制就失控了，司马氏的皇族内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武力夺权。 而偏巧即位的司马衷又是位豪族富二代，被陈寅恪点评为白痴式的人物，比如民间发生灾荒，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司马衷却问：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作为旁观者，我们都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人做皇帝，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果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讧之后，晋的元气大伤，最终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灭亡了。 如果追溯起来，造成这种结局的最初动因就在魏晋的阶级断层。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党锢之祸的高压态势下，士大夫通过清谈躲避灾祸，间接表达政治立场。 但到了魏晋晚期，整个社会经历了由寒族向豪族统治的转变，清谈又变成了西晋上层官僚们的集体作秀，它让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而晋的内部，也出现决策失误：既给了地方军权又不加以约束，招致了权力内斗，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然而，这还只是混乱的开始，更大的乱局还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