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而外头下着雨,寒潮轻易地冲进卧室,唯一的那么一点火气也被剥削殆尽。
他到北京来,这是第三年。当初的愿望也不过就是想要写一些好的文章,然后出名,最朴实的要求。然而,哪有那么简单?
在这个没有日夜、永远奋斗的城市里,你首先就是要活下来。于是,他干过洗碗工,扛过水泥袋,搬过砖,向路人推销劣质的化妆品。在北京所有支离破碎的景象里你都能见到他,他甚至睡过桥洞和小窝棚。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没有一个来同情这个几年前还在校园里挥洒青春的大小伙子。陪他的就只有他那些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也就是他所拥有的全部。
再后来的时候,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他凭着过去写的一篇小说在一家报纸上有了一些名气,他也过上了真正靠文学、尽管只是拿稿费过活的日子。
他在他的一篇小说里写道:“如果每个人生来都有其意义,而我的意义,就一定是看见我该看的,然后写下我该写的。”
第三年的那个春节,他那着攒了好几个月的两百元钱稿费在路边的小贩那里买了一部二手的手机,是宝蓝色的,屏幕已经磨得发花了,为此小贩还送了他一张手机卡。
在欢度春节的礼花和人潮声中,他三年以来第一次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很卡就通了,哪一头传来那个哺育他十八年的熟悉的声音:“是仕鸿吗?”
他来不及去想为什么母亲会知道是他打来的,三年来一切酸苦的滋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妈!我······”豆大的泪水从面颊上滚下来,这个顽强生命在这一刻回到了他最初的状态。
春节的气氛还未过去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上班。那天晚上的那通电话是他这三年中唯一值得纪念的事,他告诉母亲他很好,生活也很有着落。可当母亲提出要来看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伤心”。
在四角城第一棵杨柳树抽芽的时候,他抬起头,冲着来人一笑:“要几斤?”
“当你迈进社会的时候,接下来人生的每一步你都要左右思量,因为你往后的人生就都是无可掌控的了,没人会在意你的哭闹,你只能是坚持,守着你的梦想,一路追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