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2、一个数千年都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平等

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2、一个数千年都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平等我们正在解读《可能性的艺术》作者刘瑜，通过音频旁边的连接，可以直接买到这本书。刘瑜老师的付费音频课程《比较政治学30讲》也推荐给所有的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本书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经济不平等。黄金时代的巨大裂缝2019年有一部大火的好莱坞电影《小丑》，很多同学应该都看过，或者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年轻人阿瑟是一名小丑演员，和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他患有精神疾病，会无法控制的大笑。生活在底层的阿瑟处处受到凌辱，被老板解雇、被脱口秀演员嘲笑，被警察追捕，甚至就连他的精神支柱，母亲的爱和邻家女孩的钟情，竟然都是自己的幻觉。在彻底的绝望之后，阿瑟开始了报复，把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杀死，最后他成为了民众反抗象征，电影在全城的暴乱当中结束。这部电影激烈的反应了当代社会的不平等，阿瑟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他们被羞辱、嘲笑、愚弄，失去了一切机会。而电影中的市长，老板，明星代表着对大众疾苦熟视无睹的精英阶层。电影向世界发出警示：不要无视底层人民的苦痛，他们的怒火可以焚毁一切。最近几年，出现不少类似的电影、报道和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发出声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当下正处于黄金时代，科技进步，战争减少，贫困减少，人均寿命提高。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像是这个黄金时代上的一条深刻的裂缝。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前10%的富人，坐拥全国50%的财富。后来这个比例稳步下滑，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的时候，竟然又回到了50%。这条U型的曲线，让人一望便知，美国在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个百年的大轮回。那真叫辛辛苦苦一百年，睁眼一看解放前。2016年，美国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39%的财富。这1%的126万户家庭，平均资产2680万美元，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40倍。不仅如此，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外，他们的真实收入竟然原地踏步，半个世纪不变。而且美国30%的人完全没有存款的，20%人的存款也只够他们生活6个月。所以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是无法承受半年以上的失业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旦失业或者生病，就立刻陷入贫困。不仅是美国，我们也面临着不平等挑战。比如说城乡教育上的差距，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比例是90%，而某些省份的农村只有37%。有些农村孩子学习不好的根本原因，仅仅是近视了却没人给他们配眼镜。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就是因为眼镜这么一个极小的物质障碍，他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不公平，说出来实在令人心痛。我们一谈到不平等，往往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讨论，只要把目光抬高到全球范围，巨大的不平等立刻扑面而来。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印度最富有的5%人口的平均收入竟然是一样的；喀麦隆顶部5%的人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8%和津巴布韦最富的8%重合。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这种鸡头不如凤尾的差距，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富国的穷人相比于自己国家的富人来说是确实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他们又是相当幸运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某某穷人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偷渡到临国家去，现在来看这确实是理性的选择。因为只要成功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就都改变了。财富的高度不平等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在全球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如果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是被他的出生地点和阶层所决定，那这个世界就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接触到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和服务员，他们大多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出身，从小就没人管他们，辍学之后外出打工。这让人难免会想，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天赋和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但是就因为出身和教育的不平等，留守儿童中诞生社会精英的比例是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的。有多少的才华、天赋和梦想，仅仅因为出身就被彻底埋没。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平等会自我强化，愈演愈烈。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而更好的前途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为下一代营造更好的环境。这是一个阶级不断固化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平等，阶级固化就越严重，因为梯子越长，底下的人想要爬到顶就越困难。如果什么都拼爹，那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个人奋斗都没有了意义，那我们的文明又将何去何从呢？经济不平等会传导到政治系统，腐蚀公共决策，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司空见惯。而更进一步，政治动荡会加剧。在历史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常常都是暴力革命的导火索。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有太多的教训。如果说在古代，神权和儒家思想的宿命主义世界观，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很高的容忍度，只要让我吃饱饭，其他的都好说，不到活不下去也不至于会起义。而启蒙运动之后，平等主义的世界观让民众对于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现代政治相比古代来说虽然更加的平等，但却更加脆弱，民众并不是根据自身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的剥夺感来采取整治行动的。近些年，英、美就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推动民粹主义盛行。之前聊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全球的精英们已经站到了一起，之前只能在自己国家里赚钱，现在可以在全世界赚钱了，财富不断飙升。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等等变成了“被时代遗忘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民粹主义，特朗普才会被选上台。有人觉得解决不平等没这么难吧？“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大规模的实行财富再分配，不就可以了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贫富悬殊是数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和一百年前同样糟糕吗？说到这里，我们先不忙着回答它，而是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想想看，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的预设。经济上的不平等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之前我们口中所说的“黄金时代”变成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镀金时代”吗？经济不平等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癌症，还是说它只是一种浅表的炎症反应呢？甚至说，有些不平等的存在本身可不可能是合理的呢？这么一说好像跟我们的道德直觉不相符，但之后我们要讨论的，才是刘瑜老师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小丑》那部电影，它用一个很简单的叙事框架描述了不平等问题。由于富人和资本的贪婪，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穷人的机会被剥夺，只能辛苦工作，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还要收买权力，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被破坏，以至于最后矛盾只能以血腥惨烈的形式爆发。电影中的阿瑟，那真是悲惨妈妈给悲惨开门，悲惨到家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惨？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坏同事，坏老板，坏市长，坏明星，最后竟然连母亲都是坏人。无辜的底层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之间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冲突只能不断加剧，鱼死网破，所有人同归于尽。你看，电影中悲惨叙事，受害者叙事和阶级战争叙事层层递进。但是这样的叙事框架过于黑白分明了，现实世界的色彩要丰富得多。我们接下来当然不是要推翻这样的叙事框架，而是要还原出更多真实的颜色。人类并不缺与邪恶做斗争的勇气，缺乏的是什么？是与狂热做斗争的自我警醒。刚才我们说美国贫富差距的百年大轮回，数据给了我们清晰的结论，事实就在眼前。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相对之间的贫富悬殊确实又回到了100年前，但是绝对的生活水平已经不是100年前的样子了。穷的吃不上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这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古代农民和皇帝之间的贫富差距天壤之别，但是只要农民有饭吃，生活能过得下去，也不至于要揭竿而起。同样的道理，在今天，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其实我并不是很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一百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隔壁邻居就算一日三餐只有白面馒头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的地主富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也算是一贫如洗，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他充满怨恨。根源不在于相对的差距，而在于绝对贫困。今天我们普通人的很多生活便利，是当年皇帝都无法享受到的。经济学家曼昆也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贫穷，而不是不平等。100年前，全球贫困率是90%，而今天是10%。所以用今天的不平等和100年前直接对比，是有失偏颇的。而且在100年前，是没有福利国家这么一说的，而今天呢？许多国家对于底层人群是有社会救济措施的。当年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生死的挑战，今天确实要好得多。再有，当今社会是保有一定流动性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固化同时出现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如果在写字楼里看到一个年轻的保安，会心生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他自己的收入和技能是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但是如果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大学生，哪怕他欠了一屁股的债，也不会觉得他需要被同情，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不是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才叫做社会具有流动性。大跨步的阶级跃迁确实很难只通过个人努力达成，你可以感叹普通人的十年寒窗怎么也抵不过别家祖孙三代人的积累。个人努力或许不能彻底命运，但是个人努力一定可以改变生活。从一楼努力到三楼，从三楼努力到六楼，这没有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给每个人都配备一部从一楼直升10楼的电梯，这不现实。还有，今天富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差距明显在缩小，富人的生活也在中产阶级化。乔布斯的黑色T恤看上去和我穿的也差不多，巴菲特据说在一间几十万的普通房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生活这么简朴。刘瑜说和自己身边有钱的朋友比起来，除了自己坐不起头等舱之外，其他的生活品质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说，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保证体系的建立，社会的流动性，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并没让绝大多数的穷人生活的那么悲惨。不平等有合理之处吗？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说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确实是事实，但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比如说，姚明和某位大贪官，这两位都是中国前0.01%的巨富，我们会对姚明心生怨恨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钱是用天赋和汗水换来的，我们觉得他配得上。可是这位大贪官呢？据说他被抓之前，专门租了栋别墅里面堆着两亿的现金，对这样的人我们当然义愤填膺。所以不难发现，我们不是不能接受有人比自己富有，我们是不接受病态的机制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美国最近几十年贫富差距增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之前我们说10%的有钱人占有全国50%的财富，1%的人占有39%的财富。其实再细了看，财富水平突飞猛进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最前面0.01%一小撮人。把这些人抛出去，前10%的人所占有的全国财富其实是在下降的。而这0.01%的暴富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看看富豪榜，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扎克伯格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也类似，马云、马化腾、雷军等等。这些人是更接近于姚明呢？还是更接近于贪官呢？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些人在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淘宝、美团、微信，亚马逊、脸书，人们天天在用。虽然这0.01%的人确实拉大了贫富差距，但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平等而放弃他们所创造的便利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愿意。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还有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美国的穷人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单亲家庭太多，生育年龄也太早。大多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很多都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拉扯几个孩子，而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会好呢？美国的非婚生儿童竟然有40%，在黑人中这一比例高达72%。正常婚姻家庭的贫困率是4.7%，而单亲家庭贫困率是25%。富人的家庭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变化。因为富人往往都和富人结婚，几十年前，女大学生并不多，很多男大学生毕业之后就和邻家女孩在一起了。后来女性也同样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总之中产者与中产者走到了一起。把穷人和富人的家庭结构放在一起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一边家庭有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晚婚少子，另一边是只有一份不稳定的微薄收入，早婚多子，贫富差距自然就出现了。所以不平等的成因非常复杂，并非就是富人的贪得无厌这么简单。和很多人想象中脑满肠肥的寄生虫不一样，今天的富人更可能是一个工作狂。研究显示，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工作时间都要多8小时。苹果CEO蒂姆库克每天3点45就起床了。马斯克每周都要工作80~120个小时，而且明显富人更爱看书，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他随手一指旁边的书堆说：我一天读500页书。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也是被称为两条腿的书柜。贪得无厌、不劳而获富人形象与今天很多富人不相符。贫富者之间真的彼此仇视吗？最后我们再看看，不平等的加剧是不是会引发小丑电影中的阶级战争。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而贪婪会让寡头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是这样吗？是的，但不是全部。有不少人都认为，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因为当富人和穷人的政策偏好发生冲突的时候，富人有能力影响政策。这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因为真实的美国社会，高中低阶层80%的时候政策偏好都是一致的，顶部的10%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各阶级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那你说90%的时候一致，10%的不一致的时候呢？不就是富人说了算吗？确实如此。但这真的是坏事吗？也未必，至少对于美国的左翼来说未必。为什么？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反对移民，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支持全球化，移民和环保等等。正是这10%的精英主义成分，让他们的政见更容易现实。如果是这是一种寡头政治，也未必就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如果说权力都被富人给劫持了，为什么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会不断扩大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盖茨把几千万美金捐出来做慈善，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竟然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他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巴菲特抱怨他的税收太低，主动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这又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加税，如果华尔街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他们更应该支持特朗普。但是在大选的时候，拜登从华尔街拿到的捐款是特朗普的五倍。所以，和我们之前聊的韩国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很多时候是可以战胜利益考量的。其实今天的美国穷人没有那么仇富，富人也没有那么压榨穷人。但是，如果任由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可能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这样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真的就会激起足够的愤怒，到那时候，阶级之间就真的尖锐对立起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心翼翼的寻找第1001条道路今天我们说的内容很多，一开始严厉批评了经济不平等，之后好像又在帮它说了很多的好话。其实是为了让同学们客观的看待不平等这个复杂的问题，让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小心翼翼一些，因为无论是过分的悲观还是过分的狂热，都会让我们犯错。如果最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是贫富差距，那解决的思路应该是创造财富，是鼓励投资保障就业，而不是财富再分配；如果问题出在家庭结构上，那就需要鼓励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是更大更强的政府；如果是技术进步推动了不平等的上升，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更多的是需要政策微调，而不是将原来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已经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更合理的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不平等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平等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如果是唯一目标那很简单，有什么快速让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制吗？当然有，战争！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一打完仗，所有人就都平等了，但这是平等的贫穷，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是要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要把下面的人拉上去。平等必须和自由、秩序、创新等等的价值并存。而这些价值并存需要的平衡，才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当然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但我们也担心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所有人都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愿看到饥饿与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们也担心过度的再分配会带来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善恶之争不难抉择，最大的困境是诸善之争，所有答案不过只是特定情境下的一个权宜之计。当今世界上有在这方面成功的国家吗？有啊，北欧已经做出了表率，既发达又平等。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地缘条件，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都一再失败。从王莽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的极左威权到拉美的粉红色革命。历史一再向我们展现，对于平等的追求，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他做对，但我们有一千种方式将它做错。<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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