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书谱
孙过庭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
今译：古来善于书法的，汉魏时有钟、张的绝艺，晋末则二王并称精妙。王羲之云：“我近来研究各位名家的书迹，钟繇、张芝确实超绝群伦，其余的，都不值得观赏。”可以说自钟、张死后，只有王氏父子才能继承他们。（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比较：跟钟可以相抗，或许可以超过他。张芝的草书，和我不相上下，但张芝精熟，临池学书，弄到池水浑是墨黑，假如我对书法用功到这个地步，未必不如他。”这是他推许张芝、又自以为超越钟繇的意思。
从王氏父子的专长观察，虽未尽贯彻前人的规范，但从兼采会通达这一点来看，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今译：评论者说：“他们四位大书家，可称古今独绝；但今人（二王）不及古人（钟、张）：古人质朴，而今人妍美。”质朴因时代而变化，文采随时尚而转移。虽然书契的创作，正是为了记录语言；（但由于时代崇尚不同，）书风也由醇厚变为浮薄，由质朴变为华采，沿旧推新，那是事物发展的常态。书法可贵在能学古而不违背时代，趁今又不与弊俗混同，所谓“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宜，才是君子的风度。”何必专守古人，弃精美的宫室而穴居野处，舍珍贵的宝车而乘原始的笨车呢！（评论者）又说：“王献之不及王羲之，就好象王羲之不及钟繇、张芝一样。”我以为这种批评只得到它的大体要点，但没有说明它的始末原由。
钟繇专长于楷书，张芝尤其精于草体；他俩的长处，王羲之都兼而有之。比张芝的草书，他多一样真书的长处；比钟繇的楷书，又多一样草书的擅长。虽然从专精这一点上说王羲之比他们差点，但他能多方涉猎，集取众长。从总的来看，彼此互有短长。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今译：谢安素来擅长“尺牍书”，瞧不起王献之的书法。献之曾精心书写一信给他，以为一定会得到谢安的赏识而把它收藏起来，不料谢安即在信的后面写上了答复送还他，献之深以为恨。
谢安曾经问过王献之：“你的书法跟你的父亲比较怎样？”答道：“当然比他好！”谢安说：“舆论却不是这样啊！”献之又回答说：“一般人哪里懂得呢！”献之虽然勉强以这样的回答，来反驳谢安的看法，然而自称胜过他的父亲，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况且，（做儿子的）应该立身行道，把名声传到后代，使父母的名誉也随之显耀起来。当年曾参经过“胜母里”，因憎恶这个名称，所以不肯进去。而献之的笔法，是承传羲之的书法的，虽然大略学到了规模法则，其实恐怕还未能全部继承下来呢！
何况以假托神仙传授为辞，而耻于推崇家学，用这样的态度来研究书法，又比面墙而观（不而不学，如面向墙而无所睹见）好得上多少呢！
后来羲之到京城去，临行时曾在壁上题字。献之偷偷把它擦掉，在原来的地方另行改字，并自以为写得很不错。羲之回来后看到了，感叹地说：“我去的时候，真是醉得厉害啊！”献之听了，内心才感到惭愧。
由此可知，王羲之比起钟繇、张芝，那只有专精与博习的区别；而献之比不上羲之，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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