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3月19日，经济学教授朱嘉明和哲学教授何怀宏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结合《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这本书，畅谈“在焦虑时代重遇启蒙”。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思想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重读亚当·斯密，回到那个动荡的苏格兰的启蒙时代，回顾他在著作中提到的种种问题。
关于思想，关于自由，关于道德，关于人如何为人，然后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反思经济、文化与社会，关于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并获取将其智慧贯彻到底地方法。
斯密在1759年写了《道德情操论》，当时，是35岁，正值青壮年。之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焦虑时代。
1789年，也就是在亚当·斯密死的前一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而大革命是社会焦虑的极端反应。在这之前，大西洋彼岸还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
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焦虑特征，在这样的焦虑状态下，所以才有在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在讲理性，讲人如何摆脱被各种各样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来解决在焦虑时代所有的困境。
谈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法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对天体的研究。
这样的一个人，你来看他对市场的看法，包括他所谓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有的这些东西，他的本意，他的经济学，或者说他对伦理道德的思考，本应属于他理性主义的表现。
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当时激烈的战争与社会动荡很少，经济贸易发展得很好，知识分子的交流很密切。
尤其是18世纪的苏格兰还发生了启蒙运动，包括亚当·斯密、休谟、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
那个时代，休谟和亚当·斯密结下了友谊，休谟的哲学对亚当·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也比较单纯。
那么到今天这样的时代，流弊开始出现，许多希望也变成失望。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由一个三角形构成的。这个三角形首先是道德情操论，第二是经济学，第三是法学。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最痛恨奢侈品。
因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蜜蜂的寓言》做了极为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评。《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讨论的是一种恶德是否可以被视为公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首先我不认为恶德可以造成公益。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对贪婪、自私、无耻来实现构成客观上的繁荣，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成本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
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只有参加恶德的游戏，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呢？所以道德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很难衡量出来，是没有办法计量的，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此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认恶德的集合，他不承认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这是本质问题。
在亚当·斯密看来，包括后来讲《大转型》的作者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一样，经济体系是纳入到社会体系，是嵌入到社会体系中的。
所以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形态所控制，这个形态是社会，这个形态的底色是道德。
因此当你超越所有经济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够触犯的，这个底线就是良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利益不是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所以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
斯密支持商业社会，他看到了商业社会的积极面，但是他同时对商人做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主张自由贸易，但他坚决反对奴隶贸易的，这都是他。
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的焦虑有什么差别？
我们是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向信息化改变，这个社会的焦虑不是绝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被科学、被技术、被一切迅速的改变所推动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学习都跟不上的时代，所以大家焦虑，这是另外一个焦虑。
那么在这样的焦虑下，到底靠什么？我认为现在只能靠理性。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启蒙就包含了：第一，我们要呼唤理性。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引导科学，和科学共处，甚至和科学创造的机器人共处。
第三，我们必须把人文主义的东西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焦躁的时代、焦虑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才能够得到相当的改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会理解亚当·斯密和我们原来听说的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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