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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