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第9篇 省事篇

沈从文开罪郭沫若，始于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沈从文有一点“乡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情绪是诗的、动的、反抗的，但写小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不懂得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纸通电。 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更要命的是那个“乡下人”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 这几乎把参加过北伐的英雄描绘为一个投机时代的变色龙了，郭沫若焉得不记恨！再加上之后几次文坛上的论争与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际，郭沫若等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将沈从文归为“桃红色”反动作家的代表，说“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文化旗手郭公的这番判决，决定了沈从文下半辈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脸上刻上了红字，被逐出文坛，流放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