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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小说。极好的小说。是那种，该出于诺奖作者笔下的小说。
结实。耐读。妖艳。三者俱全。
许多小说家，小说很结实，但不够灵，不耐读，不好看，闷。
许多小说家，小说很耐读，也秀雅，但不算结实，很浮，而且真写过东西的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很取巧。
妖艳则是个灵气活儿。天分了。
陈忠实先生这本小说，是真的，结实，耐读，艳。
写土地，写农家生活，写白嘉轩和鹿三的那些对话，写老太太对白孝文的干预，写麦客，写庄稼，写水田旱田的区别，写草料与粮食，有细节，很扎实，情节不浮。
各色民间故事范儿，比如朱先生，比如开场的白老汉起死回生记，语言有味道，很耐读。
艳就不说了。摇曳生姿。
我尤其爱读前半部分。后面的情节据说改过，有些缭乱；但前半部分，沉稳不动声色的好。
20世纪，有三位前辈写的小说，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我读着对话，耳边就能响起方言对白，丝毫不突兀：
张爱玲写上海老阿姨时。老舍先生写北京时。以及《白鹿原》。
我第一次读下面这句话，简直就像有人在我耳朵边用陕西话念似的：
“你悦意了顶好；不悦意也没啥，咱们过去怎样，日后还是怎样。你今黑间思谋思谋，明儿个给我见个回话”
说点别的。
《白鹿原》的对白，很乡土。但旁白陈述，很潮，很妖。西式长句。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个著名的开头。包括田小娥死后附体之类的剧情。很拉美范儿。
但中西结合得，很好。
——在处理翻译腔问题上，早期苏童先生和早期余华先生就稍微有点显。陈忠实先生和莫言先生就属于处理得挺妥当那种。
每个文学青年都有过那么一段时光：乍读到某个西方大师，被某种句式震惊，于是稀里哗啦，写一大堆致敬的小说，仿着句式来，然后眼高于顶，瞧不起周遭的本国作家，觉得都是土老帽。
至少十年前我在上海时，跟周围一群朋友，是有些这样的。
所以我读了陈忠实先生，很震惊。
我是先读过鲁尔福、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彭铁尔、略萨们的东西后，才去读《白鹿原》的。当时的感觉是：
“我们还在这里鼓捣翻译腔自鸣得意，人家早就把中西结合做得这么好，把先进的西方文学技法融入黄土高原大地了，还不露棱角。”
真正接地气，又有华彩技巧的，好小说。
真正站在黄土地上写字，但又看得很远的，好作者。
顶天立地，气韵浑然。
除了佩服，还有一点，感动。
我遇到过一位朋友的长辈。老人家是20世纪40年代生人。我是2004年见他的。聊起来，老人家对略萨、托马斯-曼、博尔赫斯们了如指掌。我一看，他收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译作。
如今我们有互联网，搜索方便，出版丰沛，各类大师的译本信手拈来。所以大家戏仿致敬个大师，就跟耍贫嘴似的。
那时则一切都不容易，我记得直到2004年左右，我们要读到马尔克斯、纳博科夫们的若干篇目，还得自己找冷僻的集子、翻杂志、靠手打到网上来。
更早的一辈，一定更难吧。
我一直想象，陈忠实先生与他们那一代的人，当年在田埂上村子里，手捧着得来不易的西方大师著作，读，然后，一抬头，看见原野辽阔，落日浑圆，于是决定写自己的史诗。于是回到屋子里，执笔对着稿纸写。
那种沉默又持久、丰沛又深邃的热忱，想一想，都让我脊背发凉。
《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那是个还有人对文学两个字充满热忱，结结实实写长东西的时代。
那个过去的时代，“文学青年”四个字，还不是拿来嘲笑人的。
不能算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也有许多其他不如意，但那样走过来的好作家和好书，我想着，总是很感动。
佩服的是作品，感动的是态度。
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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