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秉勋,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兼教授。陕西蓝田人,1939年生。196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从事编辑工作14年。1978年考取西北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退休。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悲剧文学史》等课程,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发表论文百余篇,内容涉及到历史、哲学、语言学(包括方言研究)、戏曲、美术、民俗、艺术史等。著作甚多,所著《贾平凹论》奠定了贾平凹的文学地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易学院院长、全国国学产业研究院陕西分院院长、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等。
我得了富贵病
费秉勋
我一大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8点钟准时走进医院验血室。两位穿白大褂的女士在我胳膊上抽了一管子血,并让我立时喝下溶进75克葡萄糖的甜水。嗣后过半小时,再过半小时,再过一小时,再过两小时,都要从我身上抽一管血出来。前后抽血凡五管。一个星期后,大夫通知我有糖尿病。行家打趣地说:你得的可是富贵病啊!
我清贫一辈子,现在靠得病才和“富贵”攀上了关系。然而我并未产生荣幸感,而是像吃了一只苍蝇。我讨厌富贵,对富贵有天然的敌意。在我青年时代,社会风气是越穷越光荣,那当然是政治造成的病态;可才几年工夫,街市上犹可见携儿带女的饥饿山民伸出黑瘦的手向路人乞讨,而能吃饱饭的人们又病态似地张扬自己的富有了。各种营业场所的名号,变着法儿虚张那打了折扣的富丽和阔绰。那怕行头设备显得寒碜,也往往打肿脸充胖子,叫成“富豪”、“帝王” 、“贵族”之类。又,社会上常可见“穷儿乍富”者欺凌穷人。一听我发这些议论,有人会嘲笑我:你这不是与时代悖谬吗!建设四个现代化就是让我们富裕起来哩,难道富不好吗?难道苦日子还没有过够吗?知道,知道,革改革开放鼓励发财,这我知道;我见不得的,腻歪的,只是那种扎出一付富势的德行,厌恶的是依富压贫的旧社会作风。我对这些行为甚为反感,其原因多多:一是深感于国人的健忘,才吃了几天饱饭,就撑得发起烧了;二是讨厌世俗劲风,钱成了人生的唯一目标,“趋富若鹜”,而且赛起富来个个石崇,人人王恺;三是我身上的人道同情心还未泯灭,不说人家外国“三分之二的阶级弟兄处在水深火烧之中”吧,起码知道我华夏同胞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还很不少;四是自己乃一介穷儒,灵魂深处打着重重的平民落印,“什么树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嘛。
仅冲着糖尿病是“富贵病”,我就对这种病十分反感。以德行论,我应该得穷病,不该得这种鸟病。
我来医院作的检查,叫“胰岛素释放试验”,亦称“糖奈量试验”。在此之前,我既对糖尿病一无所知,也无任何糖尿病的表征。去作试验,纯出多事。开一次文学讨论会时,评论家李星坐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可能有糖尿病。我问怎么知道,他说是用“尿糖试纸”试出来的。会后,我也到药房买了这种试纸,第二天写文章休息时,便照“说明”试了一下,一试试出了阳性反应。于是自己就给自己带上糖尿病帽子。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来。他们要是得了糖尿病,是绝对不会发现的。他们就是病倒在床上,也是以撑为主,轻易是不会走进医院大门的,更不会有闲到好端端的拿尿和纸去做实验。他们就是发展到了“三多”阶段,也会高兴地向村人夸口:能吃能喝的,也不知身体怎么越来越棒了!
关于糖尿病,首先让我觉得滑稽的是,把人人欲得而食之的“糖”,和叫人恶心的“尿”,拉扯到一起。难道尿能像“雪碧”、“可口可乐”一样饮料似的有甜味吗?我试着去翻《寿世保元》之类的医书,别说,一翻才知道中国古人早已知道,“消喝症”病人的尿有甜味,其甘如饴。我就又佩服起古人来了。他们不但能尝百草,还敢尝尿,竟屑于忍着恶心去尝尿。为悬壶济世而尝尿,实在叫人景仰。有个哲人曾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我看,把第一个尝尿者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相比较,吃螃蟹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个尝尿者更伟大。前几年看报,说日本人喝尿已经蔚成风气。现在我想,日本人一定是从糖尿病得到的启发。如果尿不和饮料取得某些共同特征,日本人会想到去喝它吗?
我刚加冕为糖尿病人不到十天,便听到西安两个书画名流因糖尿病英年早逝。一个是傅嘉仪,一个是张义潜。两个人都是性情中人,有名士之风,自由即命,于病蔑如,烟酒饮食,无所顾忌。最后至并发症严重,行动须人,在同一周内与世长辞。我于是有些恐怖,赶紧买来讲糖尿病的书翻阅。这一翻阅可了不得,知道这种病可导致瞎眼、截肢、中风、心脏病、肾衰竭、骨疏松等等等等。糖尿病简直像一只大苍蝇,它能把一切脏东西招来。我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忽想起贾平凹以前几次说起过一个治糖尿病单方,当时因与己无关,就未到心里去。现在赶紧打电话询问。此单方原是一种水中的植物。这可是救命草啊!因为思量如何弄到这种草,我一夜没合眼。一大早爬起来又不知该干个么,又不想见任何人,就坐车赶到公园。清晨,我坐在公园池塘边的凉荫下,给所有我认为能干的朋友打手机求援,要他们赶快搞到这种草。这种十万火急的劲头,使我联想到五十年代发生在平陆县而牵动全国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我开始了各种折腾。首先是频繁地试尿,可老是试不出个准头。一会好一会坏,一会阴一会阳,一会无加号,一会竟三个加号。越试越胡涂,越试越叫人疑心生暗鬼。几天过去,用去了近十包尿糖试纸。
我想,最现实的还是搞“饮食控制”。我搞的“饮食控制”是强化性的。我是老陕,面条是我的命,离了面条即无法过日子。现在听说糖尿病人吃面条最不好,于是一口面条也不吃了。可见以前说面条是命,乃夸大之辞。又听说此病吃荞面最好,我像个食品批发商,从商场买来大量餄饹,上顿下顿都吃餄饹。或凉调,或热煮,或汤脍,或油炒,直到吃得见餄饹就发腻,又改食南瓜。
一般人瞧不起南瓜,认为贫穷荒僻如陕北者,才食此物。六十年代初饥馑那阵,粮食匮乏,以南瓜充饥称为“瓜菜代”。似乎我乡还有南瓜吃了发病之说。但现在广告上又说,经日本人研究,吃南瓜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南瓜的功效,简直就和灵芝、草虫可以媲美。说尤其是老年人,常吃南瓜可以多活几年。最主要的是,南瓜能治糖尿病。所以我现在得大吃南瓜。当然,我吃南瓜也并非全是东洋人蛊惑的结果,除为了治病而外,我还想重温吃南瓜的旧事。我步入中年有了美学头脑后,便坚定地认为,童年时代的饮食经历,会深深地融入生命之中,以一种情结,有力地左右饮食方面的审美好尚。一个人在吃家乡惯常吃的那种饮食时,如果得到浓烈享受,除味觉而外,更多地是潜意识中的一种乡情的陶醉。我幼年时,常吃祖母所烧南瓜。其作法是南瓜苋菜烧在一起,其上覆薄面饼一张,盖上锅盖蒸烧,称为“南瓜盖被儿”,其味绝伦。进城四十多年,已与南瓜久违,虽常心向往之而不得一吃,这都是城里人歧视南瓜所致。城里人以前歧视南瓜,但城里人崇洋,日本人一说南瓜好,他们就再不敢歧视了。从吃腻餄饹到改食南瓜十多日,我和南瓜仍感情亲密。
我还买了“齐梅降糖奶粉”,晨起除煮那种单方水草服用外,还喝这种奶粉,尽管它的味道不敢叫人恭维,但我还是坚持喝着。
饮食控制可真是活受罪。我以前吃东西从不忌口,特别爱吃水果。例如硬杏和带酸味的李子,我一气可以吃二三斤。什么“杏伤身,李子树下埋死人”,我从来只当耳旁风。可现在即使桃子西瓜之类的安全瓜果,也不敢饕餮大嚼了。几年来深感年老而饮食嗜好变淡,似乎什么山珍海味对我也缺乏诱惑力了;现在一知道了糖尿病的“多食”,就觉得肚子饿起来,一个劲地想吃东西,而且吃什么都是香的,又像是到了六十年代初的饥饿年代。越不敢多吃越想吃,人真是贱虫啊!
常言“人不亲行亲”,我现在感到“人不亲病亲”,一听到谁是糖尿病人,我就对他产生无名的亲切感,一下子就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从医院检查回来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成为某糖尿病健康俱乐部的一名热心会员,把那蓝皮的会员证,跟中国作协会员证保存在一块。
折腾了二十多天,这种亢奋劲头渐渐消减,我忽然感到我这些表现的乏味,我感到我没出息,无聊。不就是个糖尿病吗,全国有近亿人得这个病,只要搞好饮食控制,注意运动并佐以药物,混到八九十岁可以安然无事。据说朱德、张学良都是糖尿病人,不都是长寿吗!一种平常的疾病就吓得屁滚尿流,可见平日自以为参透了生死,可以视死如归,全是假的。即使懂得些这方面的道理,待到事出到自己身上,道理全忘得精光。就像那些贪官污吏,道理讲得比谁都漂亮,到时候照样“贪”,照样“污”。可见在人这种动物身上,“行”和“知”是很难统一的。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必须是高尚的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有了这番反省,我心态变得沉静,饥饿感也没有了,糖尿病似乎离我而去,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秩序,而且隐约觉得还感悟到一些生活哲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