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崔养平，陕西乾县人，文学爱好者，偶有作品见诸报纸等，现居海口。在人生的旅途中汲取一点文化元素，好让心灵安静。
《真相背后是痛楚》
文Ⅱ舟羿(海南海口)
题记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诞辰74周年。 一一您的儿子
我的家乡人把撒谎叫“糟怪”。这是一句乾州俚语，是农村人对说虚话哄人、用假话唬弄人行为的口头禅。糟怪不算做骂人的话，本身并没多少恶意，无非是语气上有一点埋怨弹嫌的意思。
1
我上初中那三年，家里连续发生了几件大的事情，每件花销都很惊人。先是建房子，家里人口多，原来的两孔窑洞早就不够住了，父母亲利用多年来的积蓄，又欠了些帐，在亲戚们帮忙下起了四间半厦子房。跟着没多久，哥哥不幸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丢掉了性命，父母曰夜奔走，又摊了一堆债务，总算是把人救了回来。一年后在亲戚介绍下，休学的哥哥离家当了工厂学徒工，押金1500元全是借的。那几年正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农民们才刚刚解决了吃饭问题，家家都穷得叮当响，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来使。经过接连几次大的折腾，我们家穷得跟水冲洗过一样，那几年里，卖粮还帐成了父母的主要话题。我深深记得有一年大忙天，家里没油了，也没钱买，父母亲就水煮青菜面条，寡汤淡水，硬撑着身体从繁重的劳动中熬煎下来。短短几年，正当壮年的父母亲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母亲本来干瘦，人显得更矮了；魁梧的父亲背开始有点驼了，白发占据了两鬓，皱纹堆满了额头。巨大的债务压力使得俩人大多时候愁容满面，很难看到笑脸。
家里经济拮据，学生娃也不会闲着。每个暑假，我和弟弟除了割草喂牛干家务，承担些力所能及的庄稼活，还会干一些副业营生，譬如白天到山沟里挖药材，晚上去坡道上逮蝎子，这样一个假期还能帮家里补贴点零花钱。当中最主要的一项收入是卖槐米，我家有四棵高大苍老的土槐树，能出产二三十斤左右的槐米，每年靠它基本上填补了我和弟弟学杂费的缺。1987年夏天，离开学没几天了，村口都没来收购槐米的中药贩子，无奈之下父亲决定把槐米送到西安的中药铺换钱。吃罢晌午饭，揣上母亲包好的两片锅盔馍，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槐米，带着我赶往镇上，搭乘从马里上来的长途汽车。
到了镇上，车还没来。父亲蹲在路边，忙着用纸条给自己多卷几根旱烟卷。这时候我央求道:“大，我也想到西安看看，带上我吧！”从小到大，我还没迈出过农村，对城市的印象也只是从在西安上学的二姐嘴里听听而己，趁着这个机会能去见识一下该多好。“大，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还能帮你扛槐米呢！”我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并不强壮的胳膊。
父亲面有难色，手却丝毫不停。未了，头也不抬地说:“这回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扛得动。再说，你跟去了，你妈一个人照看屋里，牛咋办？”最终父亲一个人去了西安，我极不情愿地骑车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时分，父亲回来了。母亲赶紧端出饭来，父亲一气吃了三大老碗。旁边的母亲心疼地问出门咋吃的饭，父亲抹了抹嘴，满意地抻抻腰，边点烟边高兴地说:“你再甭操心咧，昨个晚上杜宏春给我下了一大老碗硬扯面，把我咥得个美！”说着，从烟盒里掏出一卷钱交给母亲，“这回槐籽卖得好，多亏杜宏春今早带我去找了个熟人，一斤多卖了一块多，把路费包住还能长一些。人家杜宏春啥也没要还把我送到玉祥门车站，真麻烦得很！”又别过头对我说:“你好好念书，将来跟你二姐一样，有的是去西安的时候。”我不愿听，负气走开了。没有去得成西安，少年的心多少有些遗憾，这件事也就记了下来。
很多年后和母亲聊天，方知父亲不带我的原因:还是没钱。父亲去时的车费都欠着，卖了槐米，回程时才一并付清。
2
199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宝鸡市桥南一家有6000余名职工的大型国企工厂工作，这也是我真正地开始融入和了解城市人的生活。快到年底了，有一天晚上加班，很晚才回居住的单身职工楼。一个人走在空寂的马路上，冷飕飕的夹道凛风吹得人脸皮生疼，无心他顾，我缩着脖子埋头快走。
“碎爷”，传来一声苍老的胆怯的声音。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寻声搜索，铁栅栏门口昏黄路灯下有一个瘦削的身影。看到我驻足，那人赶紧小跑几步，来到我跟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碎爷，我打听个人!”男人急切的说。
我不好意思起来，“叔，啥事？您不要这样喊我了，我还年轻。”
“我寻个我村人，叫王根盛。你知道不？”
“叔，我不知道。我来这厂子才几个月，认人不多。”我认真地拒绝了。
男人浑浊的眼睛一下子黯淡起来，喃喃自语:“哦，就是的。”
我抬脚准备走。突然，多年前父亲到西安卖槐米找杜叔的模拟场景电一样闪过我的脑海。我停了下来，问:“叔，您哪儿人？您找的人多大年纪了？”
男人见有了希望，急着说，“我是千阳的，王根盛是我村子的，比我大两岁，是我三哥。”
“你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我们厂有6000多人呢。”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