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吴宛谕 芳华 : 触碰之后 老洪朗读

北大吴宛谕 芳华 : 触碰之后 老洪朗读

2018-01-05    11'47''

主播: 破铜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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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芳华 : 触碰之后 作者/吴宛谕(北京大学) “刘峰干嘛非要爱林丁丁呀!”看完《芳华》回来,室友把自己摔在床上软软地瘫下去,“喜欢谁不好!”我义愤填膺地附和她。 她的眼神里有我们共同的,对身世悲凉的小战士何小萍深深的痛惜和不甘。然后她随手解开马尾辫准备洗漱——这场景在宿舍里原本稀松平常,可当她扯下发圈,长长的头发摇曳着散落在肩背上时,灯光竟在她的脸上投影出几分流光溢彩。那时我感到一瞬间的恍惚:仿佛是在电影的哪一帧里,我曾在那个我们共同声讨的娇嗲身影上见过这一幕。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十八岁。 四十多年前那批十八岁的人,应该比我们有着更多的骄傲。历经千挑万选进入文工团的人,都是起风时才招摇的红色旗帜,要多青春就有多青春。这青春化作《芳华》里满屏的肉体美学:乌黑茂盛的头发,符合现代审美的大长腿……那个时代的矜持与坦荡在画面里被复原了。 主角刘峰就是一个坦荡的人。他是文工团里典型的雷锋式人物,连名字都那么像:叫顺口了,似乎就变成了“雷又峰”。 团里所有女兵都认为刘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是以“触摸事件”才让所有人难以置信。那个夜晚,刘峰终于被赐予了和心爱的林丁丁独处的机会。丁丁对所有男人说话都是带着调情腔的,可是好人刘峰怎么懂呢?他甚至震惊于丁丁的拒绝,笨拙地想挽留她。于是他碰到了她的后背和那纯洁的纽襻,正如《芳华》原著小说的名字:《你触碰了我》。 随之而来的,是林丁丁的惊怵、幻灭和恶心。小说中林丁丁破口喊出的救命让刘峰懵傻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声讨、告发,刘峰被批斗、审判、下放,前线炮弹的巨响、沼泽里的鲜血都再没有让他如此懵傻过。仿佛是因为那个晚上,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被狠狠地打了一棍,然后逐渐消失。 人人都能抱一抱林丁丁,唯有刘峰例外。对于文工团里的大部分人来说,百分之百善良的刘峰跟他们不处在一个三维世界,这样的人也会头疼脑热、七情六欲地活着吗?不,他不应该,他只能作为高尚的符号存在。 我终于察觉到自己问出“刘峰为什么会爱林丁丁”的理由,也惊觉我在这样问的时候心里会愧疚——“因何而爱”的背后,是“本不该爱”。似乎因为影院的屏幕是“二维”的缘故,我和室友很难将他视作一个“立体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他会爱上某人,却又忍不住认为像他这样的好人,应该喜欢上和他一样善良的何小萍才对。 既然刘峰擅长看开和放下,甚至只留下最利他、最苦累的那部分,他又何必非爱林丁丁不可——对于一个能够隐忍的人来说,爱林丁丁的求而不得与爱何小萍的被迫妥协之间,还有重要的区别吗?这个问题始终难以解释。 至于何小萍,她看似无关于刘峰与林丁丁之间的“触摸风波”,但同样是被“触碰”过的人。在那个1977年恶暑的午后,何小萍练功时浑身的汗馊味儿让所有伴舞男演员望而却步,此时主动站出来和她配对、将手有力地搭在她汗淋淋的腰间的,还是好人刘峰。在所有“嫌弃”面前,刘峰这一记坚实的触碰、背叛了整个集体的善良和勇敢,成为埋葬了何小萍苦涩青春的全部情史。 她甚至没有资格拥有“芳华”——浴室里氤氲着的年轻荷尔蒙、泳池边招摇的白衬衫、狭小宿舍里邓丽君悠扬的歌声、让女演员误了场的甜蜜的水果罐头,这些全是别人的芳华;战场、子弹与鲜血,在争先恐后涌向她的尸体里扒拉着寻找刘峰的疯狂,才是她在硝烟和尘土里迷失、被遗忘甚至被摧毁了的青春。 林丁丁那点虚假的委屈、整个文工团在“触摸事件”后对刘峰的审判,让她深感“美”与“善”已被集体的浪潮摧毁了。原本就备受排挤的她,在此之后耗尽了对这个集体的最后一丝留恋。而刘峰的善意,也赐给她舍弃文工团去边境、去离他更近的前线的勇气,赐给她守候刘峰的缘由。 相比于小说,电影对几个主角真是好得过分了。刘峰病逝的结局被轻轻抹去;林丁丁尚能背靠着土黄色的轿车撒撒娇,在海外丰盈的阳光里发福;何小萍还有和父亲写信的机会,当她那位文人父亲摩挲着薄脆的纸张,或许还能在凹凸不平的笔印间感受到宝贝女儿在宿舍的床上流下的涕泪。 导演冯小刚说:“当脑子里一片黑白的时候,唯独部队文工团这段生活,在我的脑子里是有色彩的。”他或许想用《芳华》寄托某种情怀,而某种程度上,以情怀立足的《芳华》其实有几分“恶毒”:将刘峰和何小萍的青春毁掉、将他们推下深渊的,不正是普通人身上的恶意吗?这些最恶毒的人,怎能被刻画得如此青春美丽呢? 在由一帧又一帧画面缀连起的两个半小时里,严歌苓文字中的主观情感和批判隐匿了,连林丁丁的惊怵和幻灭都要通过萧穗子的旁白表达出来。昔日的文工团和背后的“情怀”被还原得一览无遗,观影者解读纷纷,但导演的责任似乎已在电影的终幕戛然而止。他甚至不必关心观众是否觉得这个故事过于“美丽”,或者因为过于美丽而过于残酷——之前的那些疑问,终究是被悬置了。 故事里的人顺顺当当地放下了他们的不甘心,唯有荧幕外的意难平固执地存在着。这似乎又是一种“触碰”:那个年代正是以不能为这部电影所回答的诸多空白,訇然地触碰着如今的观众们。 最后一次“触碰”,发生在电影散场的时候:一个拄着双拐、戴着军帽的老人和几个年轻人一起,走上了向下的扶梯。我意识到不久之前我们正看过同一部片子,当时我们未能交谈,现在也同样被人群隔开。我突然感到庆幸:刘峰死于2015年,但这名也许和刘峰同岁的老人,正在此刻缓慢地行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