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清末人物翁同龢和李鸿章的评价曾经历了褒和贬的过程。上个世纪,因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而得到褒词,因李鸿章对外妥协退让而得到贬词;而近十多年来,曾经的褒成了贬(非议翁同龢的文章增多),曾经的贬又成了褒(赞美李鸿章文章增多)。这是一种人文观念的纵向循环。把翁同龢和李鸿章视为甲午战争前后的对立性历史人物,几乎是很多学者著作的定论,并成为一种观念影响着数亿普通民众。当代历史学者戚其章说:“清人和近人之笔记中多有翁李交恶以至相倾之说,后人治史者引以为据,俨然已成定论。其实,此说所据大都来自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与真实的历史是有相当距离的。”(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翁同龢作为两代帝师,曾两度进入清廷最高行政机构军机处,又任执掌财政的户部尚书十余年;而李鸿章从未进入军机处,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掌北洋大权)兼总理衙门大臣,一者主内,一者主外。中国有句古语:不同的地位说不同的话。这是造成“讹传”的原因之一。翁同龢不直接面对外交的地位使他在甲午战争前更多承继了传统中国主战的思想;李鸿章数十年外交的实际经历,使他更多依赖外国调停(得左右逢源之便的皇权走向了两种极端),但并不影响他们两人对当时局势的共同感受和传统“君子和而不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