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有时就和自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次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的一个可贵之处。要是有个收账的,来这条街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他准会在转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毛钱也没收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镴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茜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楼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茜”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德尔蒙戈饭馆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茜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艾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这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瞎扯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1] 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 ...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艾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茜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茜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艾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茜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茜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苏艾满不在乎地说,“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得啦,你这个淘气的姑娘。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好的几率有十比一!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艾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买些猪排给自己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茜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茜,亲爱的,”苏艾俯着身子对她说,“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一定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茜冷冷地问道。
“我要在这儿陪你,和你在一起,”苏艾说,“再说,我不喜欢你老是盯着那些叶子看。”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茜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曼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曼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曼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犬。
苏艾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贝尔曼,满嘴酒气扑鼻。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都还没等着。苏艾把琼茜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茜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曼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没功夫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怎么可以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茜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贝尔曼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算了,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 ...老啰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曼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像琼茜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时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茜正睡着觉。苏艾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曼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曼穿着他的旧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茜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艾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茜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了。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艾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茜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极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来临带来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茜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枯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茜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艾。
“我是一个坏女孩儿,苏艾,”琼茜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曾经有多么坏。想死是有罪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艾,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