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工作是非常单调沉闷的，工作太重也总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在我看来，假使工作在数量上并不过多的话，即使是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要好。按照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的能力来说，工作确实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层次，从仅仅是沉闷的放松到最深刻的快乐。很多人都得从事的许多种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大乐趣，但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包含着某种极大好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掉一天中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竟然想不出什么够快乐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其它某种更快乐的事可做，这使他们非常苦恼。能够自觉而明智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程度。另外，进行选择本身也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以外，很多人都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命令不是太令人不快。许多有闲的富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烦闷，似乎这是免干苦役的代价一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追捕猛兽，或者乘飞机环游世界，从中找到轻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在青春逝去以后。因此之故，许多聪明的富翁简直象穷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似乎她们追求的东西是极端重要的。
因而，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解除烦闷的手段而被人们称道的。一个人在从事必要的、但不怎么有趣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这种烦闷比较起他整天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烦闷来，就不值一提了。除此以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得节假日格外充实愉快。假使一个人并无必要拼命工作以至于损及体力的话，他很可能比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能够在空闲时间里找到更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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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变得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获得了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运用这种技能，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者他不再能提高它。这种行为的动机早在儿童时代就已产生：一个能够倒立的男孩，是不愿意用脚立地的。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不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绝技的施展就足以令人乐不可支了。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我猜想，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虽然其工作环境令人不快，但仍然能从其极为成功的手术中获得满足。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劳动，不过强度略差一点。我甚至听说管道工人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无线结识他们。只要习得的技术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一旦这件技术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再能给人带来乐趣。一个万米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还有什么乐趣。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能和技术，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在象政治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中，工作者的最佳年龄大概在60一70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一般比同龄人更幸福些。在这方面，唯一可以与他们相媲美的是那在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比起技能的运用来，是幸福之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纪念碑似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初状态相对来说是杂乱无章的，而其终极状态则体现了一种意图和目的；在破坏中，情况正好相反：事情的原初状态体现了一忡意图和目的，而终极状态则显得杂乱无章，也就是说，破坏者的整个意图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的的事物状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简单、最显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破坏。在建造一幢房屋的过程中，谁也不能肯定那些建材在拆毁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诚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此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常见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人从事着旨在破坏的活动，而根本没想过随之而来的建设。这种人往往有意隐瞒真实的想法，标榜自己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真是一个借口，人们要想戳穿它是不难的，你只需问他接下来建造什么就行。面对这一请问，他必定会含糊其词。心虚乏力的，而对于前此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不少革命之徒。好战分子和其它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们往往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仇恨所驱使；他们所厌恶的破坏实际上是自己的目的；对于继此之后的问题，他们很少关心。现在我不敢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然而它却不能给人以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使人高兴的东西。你杀死自己的对手，他一死，你也无事可干；如此一来，因胜利而获得的快意满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当建设工作一旦完成，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不会使人们无事可干。最令人满意的计划，应该是那种能够使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不到头的计划。从这一方面来看，建设无疑比破坏更是幸福之源。这样说也许更为恰当：那些从建设中寻找到的乐趣，比那些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要更为浓厚持久，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而且，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从一种伟大的建设性事业的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虽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它只为那些才华超群的人所独有。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感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幸福，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幸福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绿草，他这时获得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混乱中确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少数政治家就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一个典型的榜样。常见的例子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当然会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和满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强调说，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来，这些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在促成他与生活和好这一点上，可能更为重要。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当他们进行这种劳动时，他们便能获得可敬者的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他们是有充分的根据标榜自己的出类拔草的。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基罗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声称（我敢肯定这不是真诚的）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不可，他绝不会费什么心思去创作艺术品的。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虽然并不总是——与气质上的抑郁联系在一起，这种抑郁是如此之强烈，要是艺术家不能从其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话，他一定会被逼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说，最伟大的作品能使人幸福；我们只能说，它能减轻人的不幸。然而，科学家比艺术家气质上的抑郁要少得多，而且大体上说，那些在科学上作出重大发现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的最初本原就是工作。
在今日的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的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会相信，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自己认为有害无益的事业的。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满足，并且当它勉为其难地从事这种工作时，他会使自己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从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够获得完全的满足，我不能指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舍此他们便会挨饿，而挨饿是不好受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的建设性本能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这种劳动。没有了自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劳动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给人以极大快乐的。但又是艰难的、富于建设性的劳动。凡是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女性都觉得，由于她辛勤操持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作，世界就不会有那些东西。
在如何从总体上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是很自然的做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幸福的关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是一连串并不相关的事件，其间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能够逐渐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环境，从中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和自尊，而后者会被命运之风一会儿刮到东、一会儿刮到西，永远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把生活著作一个整体的习惯，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应被教育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一贯的目标并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一贯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选自《幸福之路》傅雷 译，原题为《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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