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的5月12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从小衣食无忧,成长环境优越。小时候的她并不像其他同龄孩子那样顽皮,反而对生活中的事物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善良和同情心。
她家乡有一种鼠,其他孩子都想方设法去打这种鼠,只有她每天去对这些鼠说“你好吗”,然后给它们吃的,时间一长,那些鼠一看到她就跑到她身边要吃的。有一次,她看到花被摘了,就小心翼翼像照顾病人般为花枝包扎。而她看到麻雀死了,甚至还为它写了一首悼念诗。
她这种与生俱来的照顾人、充满怜悯之心的情结,后来被心理学上定义为“南丁格尔情结”。
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家境优渥的南丁格尔整日穿梭于各种社交舞会和名流聚会,但她的内心非常厌恶这种生活,她感到既空虚又毫无意义。
她决心做出一些改变。南丁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可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最终,她决定去当一名护士。
这在当时看来绝对是一个有些疯狂的举动。当时英国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加上战争频繁的缘故,很多医院的卫生条件恶劣,脏乱的环境很难让病人得到很好的恢复。此外,在那时护士并不是一份体面的职业,在社会大众看来,护理工作毫无技术含量,都是无知、粗俗的女人做的工作。
可在南丁格尔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1851年,她参加了护士的短期训练班。在学习期间,她亲身体验到护理工作要为病人解除痛苦、给予精神安慰,必须付出多方面的辛勤劳动。
南丁格尔学医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为此她不惜与家人冷战。
1853年,她在伦敦担任了妇女医院院长。次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她受政府的邀请,带了38名合适的妇女,前往克里米亚参与伤员救治护理工作。
她极力向英国军方争取在战地开设医院,为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她分析过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英军死亡的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及在战场上受伤后没有适当的护理而伤重致死,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反而不多。
每个夜晚,南丁格尔都会提着一盏小小的风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4英里范围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
她注意士兵的伤口是否换药了,是否得到了适当的饮食。她安慰重病者,并督促士兵往家里写信并把剩余的钱给家里寄去,以补助家庭生活。她自己还寄了几百封信给死亡士兵的家属。
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在士兵中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每次当她来临,一些伤员都会流着泪亲吻她投射墙壁上的修长身影。
南丁格尔竭尽全力改善医院的后勤管理、病员营养和环境卫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使伤员死亡率由50%以上下降到2.2%,而她自己却因过度劳累而患上了克里米亚热。
1856年11月,南丁格尔作为最后的撤离人员返回英国后,她用政府颁发的奖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还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护理理论和护理制度。
81岁时,南丁格尔因操劳过度而双目失明。听别人为她读来自各地的信件,尤其是士兵的信件,最能使她感到安慰。
90岁时,这位曾照亮苦难人间的“提灯女神”在睡梦中安然长逝。南丁格尔临终没有留下遗言,却以她特有的耐心和细致写了一份遗嘱,表示葬礼不要兴师动众,墓地上除了简单朴素的十字架形墓碑外,不要再有任何纪念性的建筑。墓碑上只刻写姓名缩写字母和生卒年份。
其实,南丁格尔立遗嘱不仅这一次。当年,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热病的险境里,也曾写下一份遗嘱,虽然那份遗嘱不如她最后的遗嘱详尽、琐碎,但或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志趣,她在那份遗嘱中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仍然愿做一个照看病人和伤兵的护士!
英国人视南丁格尔为骄傲,为她在伦敦树立了铜像,并把她的大半身像印在英国10英镑纸币的背面(正面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半身像)。
南丁格尔的伟大成就于平凡之上。她曾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立志成为护士:“因为人是最宝贵的,能够照顾人使他康复,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在战争期间,有军官曾怪罪她的行为让他的战士变得意志薄弱,“一个动不动就流泪的人,还能冲锋陷阵吗?”南丁格尔回答:“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人,应该得到护理和安慰。”
“提灯女神”的灯不曾熄灭
“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的灯光,驱散了伤者的阴云,更燃起了患者对生命的炽烈渴望。她虽然离去了,但一批批像她一样的“白衣天使”接过了她手中那盏充满着温暖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