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对你说“我死了”,你一定会觉得这很荒唐。但那年我从兵荒马乱的南方回到我的西北小城的时候,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就很肯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死”字吐得清清楚楚。从车站到家的一段路上,几乎每走一步也都遇到同样的惊愕。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迎面扑来,恍如隔世,母亲的眼泡还红肿着。我的死讯于这座小城已是真真切切。南方闹洪灾一下淹死了许多人,某人说某人在某个码头,就亲见遇难的告示中有我的名字。尤其叫人确信的是,我的确两个月没有写信,单位向有关方面发去电报也无信息,甚至单位已报告市委,要派人去找寻遗体了。“小城名流”也更因此名声大噪。没有想到我生性疏忽加上可能正好有那么一个倒霉的同名者,竟造成这么大的骚乱。其实那洪水我见都没见到,长江洪浪滔天的时候,我正在川北一个小镇与一帮朋友“却话巴山夜雨时”呢。
但我怦然是“死”过的人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探望者都送来一种对起死回生者的关切,也使我有了确乎死过的感觉。从来觉得很遥远的东西一下被推得这么近。委实这世界上的人,也真如水面上一些气泡,一个偶然,一阵微风都可能使你瞬息间恢复原汁状态。如果我行程中果真遇了那个码头,谁能说讹传还是讹传,谁又能说清我这次本来就不该死或者本来就该死呢?
我悲凉起来。妻子说,回来就好了,正好新近加了工资,可阔气一顿压压惊。并且说是这次评工资我人不在,就有点“人去茶凉”的味道,“百分之四十”差点没份儿。尤其叫她不解的是,本单位A君历来和我要好,平时颇为奉承我,此次却是他考虑最周,仿佛“既然他已可能不在人世,评了也没有什么用了”。当然有用的自有其人。我一听更凉到脚心,这世界,原来竟是这么回事。
我向单位走去。A君正在办公室,他回头一惊,继而大喜,热情拥抱差点没掉下满眶热泪。他友好极了。
B女士也坐在一边。她站了起来,淡淡地说了句“回来了”。此女士是位小说编辑,板板正正,寡言少语,历来和我似不太协调。她丈夫姓了一个怪姓:党,也总给我很“党性”的感觉。我记得一次闲聊时,谈到某位开放型的女作家,她在一旁很是愤怒,我还与她争吵了一顿。想这次我的“遇难”她八成是无动于衷的。
没想“小广播”们告诉我一串令我大惊失色的事:就在我“死亡”弥漫的时候,最急的恰是B女士。发报询问的是她,通宵达旦挂长途的是她,到家中安抚的也有她。就在那次评工资的会上,她跳了起来:“要凭良心!全单位数他工资最低,要论‘表现’,大概谁也说不出他哪儿表现不好,我们还没有任何根据说他就死了——就是死了,他一家六口还有五口活不活?怎么活?不要人在人情在!”
这世界奇了,认识的叫你不认识,不认识的又叫你惊异。记得读过一部荒诞派的小说,就有一个死去的人,在棺材里又活过来。他仔细分辨外面的哭声,哭得最真的竟是一些陌生的声音,而他的挚友却一边挥锤击着铁钉,一边谋划夺取他的妻子和遗产。人要透彻地认识世界,莫非真要死一回才行?
回到家里,我有些恍惚。顺手翻开一本杂志,正巧有一篇小知识,《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那小文说,人的躯体,可提出做七八块肥皂的脂肪,勉强够粉刷一间小屋子的石灰,磷可以做二十盒火柴,还有一点可以打成一根一英寸长的铁钉的铁,全部不过值十几块钱。但小文又说,如果交给你这么些原料,要你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生命、有思想的人,耗尽全世界的资金也不够。人的价值,仅在“人”上。但它没说,同是活生生的人,还有什么悬殊的地方。
突然女儿跑进屋来,大叫:“爸!真怪!我们那铃铛又回来了!”
她说的是楼下走廊里的自行车铃铛。我也觉怪,它不知装过多少个,也不知被拧过多少个,这一回怎么去而复返了?也许有个不安分的这回也心里动了一下——这家是遭了不幸的人吧?
我合上眼睛,吐着烟圈。想着 A,想着B,想着许多我“死”后才重新发现的形象,想着那只持铃铛的手——或者它该叫X——这些神秘的生命符号。是的,我是“死”过了,真正感受了一点炎凉;也幸而“死”过,终使我对大千世界有了一点新领悟。似乎窗外有一群蝼蚁,在博大的地面上行动着,各有去处而面孔模糊,甚至只是一大片色块,但它的上空分明还有一道光,时而隐匿,时而闪现,如同B的一道清辉,如同那位可爱的小偷X那有时又很高尚的手,它照出一些灵魂的灰暗,甚至照亮半壁世界,使偌大一个生命群体朝着一个有价值的地方缓缓爬去。
活着,总是有幸的!——我吁了一口气——有幸尤在感受到了那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