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记忆里的七零年代
中国作家网 王熙之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叫“年龄”更得体）的人，是最尴尬的一个群体。说老不老，说少不少，但有一个通病，就是刚做过的事记不住，越是过去久远的事越忘不了。胆小忧郁，生怕哪天失忆了，哪天痴呆了。正因为此，我得在尚能辨得清过往一些事情的模糊的影子的时候（哪怕是断断续续的片断，哪怕是支离破碎的印记），在记忆的故纸堆里把这些捡拾起来，写在纸上，刻在心里。
——题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我的童年到少年时代的记忆，便从此开始。
一
识字是从抄写生字起步的。学的课程是语文、算术两门课。语文作业本用的是“田字格”或“方字格”，纸质是极其劣等粗糙的那种，倘若写错了字，用橡皮擦修改时必须倍加小心，要不然纸张很容易就会被擦出一个洞来。好在起初用的是铅笔，若是用钢笔写字的话，墨水就会糊得连字也看不清楚的。现在想来，我当初在作业本上像鸟儿搭窝似地拼凑成的一个个生字，老师要耐着多大的性子才能改下去的呀！
读小学的几年，我们使用过的课桌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全泥土课桌+自带小凳子——自带桌子和椅子——学校配置的桌椅。最初几年，教室里一律是用土墩做课桌的。讲台前，一排一排的土墩像战壕似的，“桌面”早已被衣服磨得溜光滑亮。现在的孩子如听说课桌是用泥土垒成的，一定认为那又是个传说。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少学校都是一样，倒也没有觉得哪里不正常，更何况对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成才似乎也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呀？！
读小学四五级时的样子，我被老师挑选进了大队文艺宣传队。遇到节日，我们常常跟着宣传队到村里巡回演出。我们的小脸蛋尽管整天被脂粉涂抹着，但在同学们面前却优越感十足着呢！每次演出，宣传队员高举队旗，一路敲锣打鼓，挨着村庄表演。有时，一天要演出好几场，节目形式有唱歌、跳舞，还有诗朗诵、说相声等，节目内容多半由老师在《文艺轻骑兵》等杂志上挑选，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等，几乎每场都上。现场伴奏用的乐器主要有手风琴、二胡、笛子等，教我们音乐的杨老师二胡拉得有模有样，演出的节目大多也由他事先排练指导。当然，排练常常安排在课余时间，杨老师指导大家不厌其烦地练习，一个节目往往需要排练好长一段时间。记得，我和另一个同学曾排练过一个相声节目，刚开始总是记不住台词，老师干脆让人拿着本子随时做提醒。后来，好在经过反复排练，我们终于也能得心应手地表演了。
二
大约到三年级时，学校开始组织写大字比赛。那一阵子，教室四面墙壁都被大字得满满的，有的还用绳子拉起来在教室里悬挂，校园里能张贴的每个旮旯都能看到大字。各个班级还要对大字初评，学校再进行总评，最终看谁写得多、写得好。因为大字报需要用毛笔书写，那几年好像同学们的毛笔字写得倒有不少长进。
七十年代，标语是极为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之一。大路边，只要是连续的墙面，几乎都被刷上了宣传标语。有一年，生产队新农具屋落成后，队长请来大队小学的杨老师在门楼上书写“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方方正正的美术字常引得众人夸赞。那时，正面人物形象宣传更是深入人心，像雷锋、罗盛教、邱少云、董存瑞、张思德、蔡永祥等英雄人物，还有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这些英雄形象不仅出现在学生课本里，连年画、电影里也能常常看到。
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到叔祖父家拜年。叔祖父单指着墙上张思德画像下几个字中的“德”字问我是什么字，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居然能认识这个字了，叔祖父因此还夸奖我，我心里也是乐滋滋的。后来才知道，叔祖父其实识字不多，只是因为他的名字中也含有一个“德”字。
刘老师是城里来的下放知青。那一年，他带着我们去芜湖观看“泥塑收租院”展览。那一回，我是平生第一次到市里，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学校集合，个个戴着红领巾，穿着干净衣服。在老火车站（“红光”附近）下车后，我们列队一路步行，穿过一条条街巷，来到位于赭山公园内的展览馆。我们在老师陪同下一边观看一尊尊雕塑，一边认真听着工作人员讲解，大致记得展览再现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故事。那天，天气很热。看完展览，在回来的路上班里还有一位女同学中暑晕倒，急得大家团团转，后来老师背着她把她送进了医院……这事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三
读小学时，学习上难度最大的事好像是背诵汉语拼音字母表和乘法口诀表。记得，那时老师常在放学前抽查背诵，并要求人人过关，谁不通过就被留在学校不许回家吃饭。除此之外，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很少，学生们放学后大多时间是打猪草、玩耍、找乐。有意思的是，剃头匠常夹着一个工具包挨着教室给学生们剃头，即使在上课时，学生都可以随时从教室里被叫出来剃头的，轮到谁谁就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里剃。师傅用推剪在头上来回地游走，等有人理到一半时，有促狭鬼故意大声叫喊正在理着发的同学的名字，他一回头自然会引得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那个时候的我，可是个捉鱼摸虾的好手。
农忙季节，遇到大雨，秧田放水。走在路上，远远地听到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等走近看时，沟塘中的鱼儿一直在那儿逆着水流扑腾着，这是鱼在戏水了。秧田缺口与沟塘之间一般有一定的落差，塘中的鱼儿冲锋似地向上蹿。有时，水流得太急，没等鱼儿上蹿到缺口处就被水流冲落下去。但伴着水流的快慢，有的鱼儿能成功地蹿入秧田，然后又箭一般地向秧棵里游去，忽左忽右，时不时地溅出微微的小波纹。这时，如在秧棵里发现隐隐约约的暗影，一定不要性急乱动而踩浑了秧田里的水，等瞅准暗影的精准位置后，你双手稍稍用力合拢，鱼儿便会乖乖地臣服就擒。就这样，不用任何捕鱼工具，不一会儿就能轻松抓到几条。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逮到好几斤来的，那一律是活蹦乱跳的鲫鱼。
在那个年代，团鱼（鳖）、乌龟、龙虾都不是什么稀罕物。农忙时，在田里偶尔也能遇见团鱼和乌龟，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作为珍品佳肴端上餐桌。记得有一回，奶奶把我们抓到的一只乌龟放在灶膛里烤熟，然后掏出来让我们吃，我们却没有人敢去享用那家伙。夏天，一起到外河掏龙虾是玩伴们常做的事。河水退去后，在河滩浅浅的水边，只要看见有淤泥堆积成的滚圆的洞口，用手伸进去掏出几只龙虾来定是一准儿的事。
小的时候，我还是附近村子几个店面的常客。因为，父亲是一日都不能离开卷烟的，遇到店面断货时我常要帮父亲包制卷烟，用裁好的薄薄的白纸做成卷筒状，然后一点点灌装预先买来的烟丝，这便成了父亲旱季里的“甘霖”。记忆中，用鸡蛋换卷烟的回数也是不在少数的，因为鸡蛋被我不小心弄碎后招来的叱骂与训打至今还记得。
后来，大约上了初中，我常和几个同伴去外地的供销社买些东西，但这种时候多半是在清明、端午、中秋。选购年货当然轮不上我，但有时却也能凑着热闹跟随大人们去一趟城里，挤出一些零钱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日记里，记载着曾买过的书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打击侵略者》《一块银元》《高玉宝》《鲁迅在广州》等。我还曾把这些书编起号来，但后来被人拿的拿、丢的丢，现在已所剩无几了。我常后悔这些书没能全部留存下来。
放牛，是小时候我们能为家里做的一件正事之一。生产队的几头耕牛是抓阄按户轮流看护的，每户一般一个月。轮到的人家，除每天要去牛房打扫、喂草，早晚还要牵着牛到外放养，保证牛能吃到带露水的嫩草。放牛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谁家轮上都会觉得那一个月日子很长。牵着牛，看着它温顺时的样子，你会从内心爱它、疼它；但遇到它犯犟脾气的时候，你也会恨死它。这不，要是路过秧田牛一歪脖子偷吃了几口秧苗，你一准会遭到队长大声痛斥的。记得，那时我还曾从牛背上摔下来过，被送到医院打了绷带，历经好几个月后伤势才得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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