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xuē)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huán wén)☆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bà)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quē wén)☆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bà)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