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 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 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 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 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 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 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 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 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 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 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 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 来顺受。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他的心在绞痛 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 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爱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周作人恶语讽刺鲁迅的爱情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的爱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 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 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 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 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 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 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 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 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 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 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 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 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 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