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
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
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
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写出过不少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的通俗历史读物。她关注制度的变迁,也关心生活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反抗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里,她写“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写北宋曾达到了儒家政治的理想生态,写这种生态的逐渐消逝。在《大宋之变》里,她写北宋如何由盛转衰,写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夙愿,到最后却走向了分裂与衰败。
“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
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做的,就是进入细节,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不断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