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四大导师坐镇:第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第三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既无学位也无著作的陈寅恪。
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陈寅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44岁那年,不修边幅的他已经被清华大学的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也难怪,那时他总是这样出现在教室前的过道上: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
调侃归调侃,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知道陈寅恪的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教授之间有不同见解,也常常要求教于他。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