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主持人：我们在说新史学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它的历史故事，我当时感觉，我们在强调新方法的时候，过于他强调的时候，反而有一点，现在在反思西方文化史和新文化之间，而且到国内来，现在也是一种说的不太好听，有一点碎片化，甚至是鸡零狗碎。其实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材料的解释，这样他们是一个史学最核心的领域，有这样一个经历，才会使得它的未来，金老师对国民党高层政治有深入的研究，我跟金老师交流的时候，我们认为新史学不是一个标签，做得那么充实，那么有生命力，它也是一种精髓。然后请韩老师，从共和国史做的研究，他对共和国研究的一些问题，而且我当时提出，希望他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新的一个朝代建立，有所谓的开国气象，我想韩老师从共和国开国来说，它有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两个特征，请韩老师来讲一讲。
韩钢：向大家补一个礼，因为刚才徐锋介绍的时候我没有站起来，对不起。
首先感谢徐锋，感谢新史学沙龙主办者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我谈的题目是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些动态，或者说我对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些观察。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一个人想要对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总体描述太难，我的观察会有很多局限。在座的各位朋友的观察，可能会比我的观察要完整得多，或者独到得多。
关于共和国史的研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历史的放大。1949年以来，中共历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共和国史也是如此，在很长时间里，它不完全是一个学术范畴的研究对象，受到很多禁锢，研究也有很多困难。说起来有一点意思，最早一本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还真不是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出版于1958年，编者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本科生，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编出来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然，谈不上学术价值，基本上是一本时事政策的辅导读物，把从1949年开始到1958年上半年的国家政策做了一个纵向的介绍，这么一本毫无学术意义的书占了一个“第一”。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去没有国史研究，过去都叫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80年代以后，开始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最早是作为大学的教材，那个时候大学有中共党史，有中国革命史，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国史研究了，但名义上似乎与党史分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分离，大陆研究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是党史，只是有一些内容的扩展罢了。这种情况到了19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国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还原。这样说，似乎不是很准确，因为过去国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党史放大的这么一个分支的时候，也有一些还原，但是那个时候，更多是作为党史的还原。19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还原，是在国史的范畴内来做的研究，而且还原的一些重大事件相当敏感，在1980年代的时候还不太敢去碰触的问题。比如朝鲜战争，过去在中国大陆研究，第一，是档案不开放，第二，是政治上有很多禁忌。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关于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和进展，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爆发的原因，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都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接近于真实的还原。还比方说，关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事件，像高饶事件，过去高饶事件，中共高层有过三次正式的结论，这些结论很长时间成了国史叙述必须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标杆。19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关于高饶事件的研究有了突破。还有林彪事件，最近一些年是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1980年代不太可能研究这么敏感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内部讨论。而这些年来，学界关于林彪事件已经对长期流行的结论提出不少质疑，虽然仍有太多疑点难点，但有些问题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澄清，至少在学界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都可以讨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也做了重新还原和解读。这是这些年来国史研究变化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国史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换。我理解，这是今天徐锋更希望我讲的问题。过去的国史研究，因为是党史的放大，所以沿袭的是党史、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以中共发动革命、动员民众作为它的主要内容，以中共领导革命、建设的路线、政策作为主要对象。现在的国史研究已经由这种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向多元的研究范式转型，不一定是某一种范式，有现代化研究范式，有社会史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也多样化了。国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后，原来被视为国史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如政治、外交，如高层决策、领导人活动，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开始变得边缘化，而原来被忽略的边缘问题如社会变迁、底层生活等，反倒成了一些学者关注的重心。现在高校学当代史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如果再以政策梳理作为论文选题，恐怕连题都开不了。我在的华东师大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过去学生还能做政策梳理的论文，讨论某一政策的变化、变化背后的原因，现在学生如果再选这样的题目，可能首先导师就通不过，或者即便导师能通过，开题评审时也通不过。相反，原来被认为是边缘甚至根本进入不了视野的问题，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学者们的关注目光开始下沉，原来研究高层政治，研究政策，现在开始研究社会、底层、生活问题。比方土改史，不再一般梳理高层土改政策的变化，而是深入讨论乡村地权到底怎么变化的，地权变化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对于原来那一套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乡村中各个阶级在原有的社会格局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位置升降。还比方社会生活，在过去的党史研究里不仅不被看重，甚至根本不被作为研究对象。现在的研究，已经把社会生活史作为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前两年，上海社科院一位研究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非常与正常》，研究“文革”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比方吃、喝、穿、交通、娱乐活动、休闲活动。他通过资料的搜集，做了梳理和描述，还做了适当的评论和分析。学者的目光不仅下沉，而且还开始平移。过去国史研究将政治、外交作为重心，现在已经向政治、外交以外的领域延伸和拓展，经济、教育乃至信仰、宗教等都是国史研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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