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世界》

读完本文约需41分钟 书友，你好。 欢迎和我们一起“多读一本书”。我是徐英瑾。 今天我想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题目叫《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这本书是由日本“讲谈社”所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的历史》当中的一本。 作者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日本的“讲谈社”出的书，原作者肯定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学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韩国的学者，叫金文京。这就有意思了！他是一个韩国的学者，这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社出版的，但是这个书本身讲的又是我们中国的三国。它说明三国文化至少是横跨中日韩三国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关于三国的解读，咱们中国人也写了不少，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的讲三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换一个口味，要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三国呢？ 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作者金文京先生实际上是研究《三国演义》和与之相关的一个文艺背景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三国，也许就同权谋、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三国的眼光不一样。而且外国人看三国，或许就有一些我们中国人没有的视角。 所以，我们不妨也把外国人的视角引入一下，能够促成关于三国文化的一个国际性的对话。 第一部分 本书的作者金文京先生是在日本生活工作的韩国人，他的专攻的方向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先生用汉语写下的，它的第一个非汉语的译本是什么呢？满语。也就是说，像皇太极、努尔哈赤他们和明朝打仗，要了解汉族人的思维方式。于是，他们就弄了个满语版的《三国演义》，又和汉语本相对照，顺便也能考考汉语“托福”，看看满族贵族的汉语水平怎么样。 那么，除了满语以外，《三国演义》第二个非汉语的译本是日语。按照金文金先生的考证：《三国演义》最早被翻译成日语，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二年至五年，相当于1689年到1692年，由湖南文山翻译的通俗《三国志》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史上被全译成日语出版的最早的外国小说。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文化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多高！对它的影响大不大！ 讲到这里以后，我们一直在追问三国文化的魅力源泉是什么？同样的道理我要反问大家，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爱看《权力的游戏》，《权力的游戏》它的魅力的源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权力的游戏》虽然讲的是个架空的历史小说，但它和《三国演义》有本质上类似的地方，它讲的是大的历史趋势中，个体是怎么样通过对于大的历史趋势的了解，来调整自己的命运的。这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杰克苏和玛丽苏式的作品。 什么叫杰克苏和玛丽苏？就是设想一个女主，一个男主，像《延禧攻略》一样的，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使用各种权术升级打怪。但是，在《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悲剧意识！ 诸葛亮虽然聪明，最后还是在五丈原吐血而死。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英雄。关羽虽然勇猛，最后还是败走麦城，身首两处。悲剧！因为个体是斗不过势的。这种悲剧感在《权力的游戏》里面也是有的。这种历史的真实感，可能就是让《三国演义》的文化产生魅力的道理。 当然，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为什么它对于日语世界会产生更多的魅力呢？ 实际上，日本人如果要讲日本的国史的话，他们有个小小的尴尬。因为日本进入文明社会比较晚，它最早的文字记录要在中国的历史书里面找，不到我们的历史书里面去寻根，他们都没办法说古代史。 所以，《汉书》《后汉书》或者《三国志》里面，寥寥几处关于日本的文化的记录，那简直就是被日本历史学家倒背如流，每句话都要刨地三尺。 金文京先生也已经提到：在公元57年正月，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的开国皇帝）接见了来自于日本的外交代表团。原文是说：“倭奴国奉贡朝贺”。 这里，我们稍微讲一讲，今天我们所说的“日本”这个概念，那是要在隋唐的时候才出现的，而在此以前“日本”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在“日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我们称之为：“奴国”，大致位于今天的九州福冈。 在九州上，有一个小国叫“奴国”，它跑到我们的洛阳见光武帝刘秀。实际上，这样一个国家远远没有控制全日本，所以也有人认为，很有可能它是当时的日本的各个部族政权里面，相对强大的一个。 很多年以后 ，在日本出土了一个金印，叫汉委奴国王金印。也就是说，大汉朝委任你是正牌的奴国国王。这个金印是日本的超级国宝。 不过，我前面讲的都是汉朝的事情，它不是三国的事情。那么，到三国的时代，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交往证据在哪里呢？这就有一件大事了！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大约是在公元238年，日本使节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他们代表他们的女王卑弥呼跑到洛阳。这时候的洛阳已经是魏朝了，也就是曹魏时代，真正进入三国时代，不是那个汉朝了。这个魏朝的皇帝也非常开心，就发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大魏国觉得你亲。这里就有个“倭”字了。 “倭”这个词现在看来不像个好词，但是大家要搞清楚，“倭”这个词本来就是对于日本政权的正式称呼，它不是贬低性的称呼。 很有可能，本来日本带来中国的那些“贡品”，也就是是奴隶，长得就比较矮。实际上，日本人他们真正身高变高，是在二战以后营养条件提高了。直到现在，日本人还是比韩国人平均身高要矮一点。本来没有任何蔑称的意思。 讲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奴”和“倭”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的自我认同来自于我们的史书，来自于我们的汉字文化。我们再去看日本的学者，有一种很强的三国情结，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吗？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要问了，我估计日本也就是读过书的、有文化的人能把这些事说得头头是道吧？爱玩游戏的人，他们会在乎《后汉书》《三国志》里面讲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他们也喜欢玩三国游戏，也喜欢叨念三国的事呢？ 这也和日本特殊的历史文化发展有关。日本的统一相当晚，是德川家康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日本长期处于战乱之中。 那么《三国演义》的文化是什么时候输入日本的呢？在德川家康时期，也就是叫江户时期，这都是指一个时期。为什么叫江户时期？因为德川家康的老巢在江户，他以江户作为控制全国的一个行政枢纽。 名义上他不是天皇，但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天皇，类似于曹操。在这种文化环境里面，在德川家康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因为战争结束了，也有人去看很多文艺创作，比如中国的《三国演义》的小说。 突然，日本人发现，中国发生的事情和日本的战国的事情不是很像吗？曹操想不想一统天下？想。织田信长也想一统天下，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天下布武”。“天下布武”就是要用武力布满天下。他们所说的天下，当然就是指日本了，把日本所有的诸侯全部囊括到我的麾下，我用一个拳头把他们全部捏死，这就叫“天下布武”。这不就是曹操的想法吗？ 织田信长后来死了，在“本能寺之变”里面，被部将暗杀，然后丰臣秀吉又把他的政治遗产给继承了，形式上似乎统一了日本，好像非常厉害。 我们要说德川家康又是扮演什么身份呢？他就像司马懿了。织田信长在的时候，他做织田信长的小狗，织田信长死了以后，他做织田信长的继承人丰臣秀吉的小狗，但他心里是有大谋划的。丰臣秀吉发疯，发动举国的兵力去打朝鲜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动，而是躲在家里面保存实力，等到丰臣秀吉自己得病死了以后，他慢慢地就控制了全日本的权力，然后消灭了丰臣的所有遗族。 大家觉得，这不就是司马懿吗？司马懿就是用这种手段，慢慢剪掉曹氏宗亲的羽翼，最后把大魏朝改成了大晋朝。 好像是同一帮历史人物，然后穿越到中日两国，横穿一两千年，换了一些名字，学了不同的语言，上演的是一样的剧本，那是骨子里的亲切啊！这样一来，就使得日本的整个江户时期，对于这些故事的言说有很大的传播的范围。 韩国人对三国，自然也很感兴趣了，因为韩国在历史上也经常处在三韩并立的时代，三者之间也经常发生非常复杂的外交纠葛。所以，看到三国文化，他们也感到非常亲切。 第二部分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有人统计过，其中历史知识重合的部分，大概是60%~70%，30%是不一样的。（当然，不确定统计是不是精确，只是供参考。）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演义为什么要修改正史的描述，这些修改的根据到底何在？ 实际上，关于演义和《三国志》之间不同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也做了很多了。我如果要一个个罗列出来，大概要讲四五个小时。所以，我下面的讲法主要是受到金文京先生的启发，我主要是站在文艺创作规律的角度上来讨论。 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历史剧吗？历史剧的创作有很多人就是胡编乱造。好像现在我们很难创造出二月河先生执笔的那种，尤其是《雍正王朝》那些优秀的历史剧了。现在历史剧都没法看，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怀旧。 这里面就有一个道道了。历史资料是枯燥的，而文艺作品要活泼，但既然是历史文艺作品，你也不能活泼到胡说八道的地步。那你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就不妨从罗贯中先生怎么样改编《三国志》的角度，汲取一些营养。 第一个修改的地方，是把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在一个人身。或者把时间线打乱，本来是发生在前面的事情，说在后面，把后面的事情，说在前面。这是一个改编的原则。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那是因为，小说也好，电视剧也罢，它的时间线是非常紧凑的。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故事里面，让大家感受到戏剧的高潮。当你考虑到这些问题时，你就会经常在读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故事发生在很后面，应该把它放在前面才好，否则故事就会变得很松散。 我们都知道，在赤壁大战前夕，蒋干被曹操派往周瑜的阵营去做说客，叫周瑜投降。真实的历史是蒋干的确去过周瑜的阵营，但不是在赤壁之战前夕，而是在赤壁之战很久之前。这件事情和赤壁之战已经没有因果联系了，它并不是赤壁之战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站在罗贯中的立场上设想一下，蒋干跑到周瑜的大营里面做说客，我们现在史料里面，能够查到的蒋干嘲笑周瑜的一句话：你们的办公室的办公条件好差，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