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最近家长们在微信群里探讨作文，希望孩子能在作文能力上有所提升，而不只是能写应试作文的套路。
有一家长问“以‘过年’为主题如何写？如何才能写出新意？”

写“过年”的文章，一般都表现为以下四种：
一是，讲春节的起源，说春节的各种传统习俗，对比古今春节的不同过法；
一是，讲家人团聚的快乐，讲长辈的关心等等；
一是，讲和家人或小伙伴放烟花、鞭炮，感受了节日的气氛，表现自己的快乐感受；
一是，讲春节期间的旅行、回老家、拜望亲友等活动。
这四类作文最为常见，从小学写到初中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路子，仿佛春节就只能写这些东西。
其实，春节可写的东西很多。比如大人们是如何过节的呢？除了聚餐、麻将、交流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安排呢？
比如神仙们又是如何过节的呢？过年也是一年中各路神仙登台亮相的时节，有财神、灶神、天地神等等，人们又是怎么祭祀的呢？
比如大人们小时候又是怎么过节的呢？和自己的父母聊聊他们的往事，写写他们的童年春节。
另外，也可以来一点思考，比如，从红包的厚薄看亲戚朋友的亲疏远近，从人们的无所事事看看文化传统简化成“吃喝玩睡游”的悲凉等等。
换一个对象（如，写大人、神仙），换一个角度（思考春节的意义），就能让自己的文章充满新意。从我的写作经验来看，这种方法仍然是表面功夫，虽然见效快，但不是长久之计——每次创意写作都要挖空思路换对象、找角度，也会令人疲惫、泄气。
在创意写作高手眼里，世界上不存在滥俗的素材、陈旧的角度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素材都是平等的，可以不分彼此地为我所用，只是适合与否罢了。
为什么写“春节的团聚让我感受到了快乐”之类的文章，又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呢？关键的问题在于，不是这则材料有问题，也不是否认团聚的快乐，而是作者习惯性地在作文中重复大众共有的习惯性经验，没有体现自己的发现和洞察，因而就失去了新意和个性的可能。

有一家长向我推荐了一篇作文，文中作者写了一件小学时加入少先队感到快乐的往事。我说这件事写得不好。家长说“在我们的印象中，加入少先队这件事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件纯真快乐的事情。孩子们的世界的确和成人不太一样，他们那时就是因为加入了少先队感觉很开心，是简单的快乐”。
这则素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正如家长所说，加入少先队也是孩子的真实体验，但为什么作者写出来就让人感觉俗套而毫无价值呢？原因就在于作者重复着大众共有的习惯性经验，而把自己个性独特的经验抛掷一旁，这样一来，平庸俗套就在所难免。加入少先队是大家共有的快乐，但在这种快乐之下，你的快乐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就需要作者从自己的经验中去发现和体会。
余华在《我胆小如鼠》中写，杨高胆小如鼠，他六岁的时候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八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十岁了还不敢把身体靠在桥栏上，现在他都十二岁了，可他连鹅都怕……杨高的父亲也很胆小，作为一个司机，他开车是最慢的，说话细声细气。有一次杨高坐上了父亲的车，他怂恿父亲闭着眼睛开几秒钟的车，以便从父亲那里获得自信和大胆。父亲拗不过孩子，也为了保持一个父亲的尊严，父亲闭眼开车，结果差点撞倒一辆拖拉机。不久车抛锚了，修车的父亲被人追上痛打了一顿。逼急的父亲随后上车追赶，疯狂地撞向了拖拉机。
我父亲将卡车开得飞快，我看到父亲的卡车追上了那辆拖拉机，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巨响。我看到父亲的卡车撞到了拖拉机上，我看到前面扬起了一团巨大的尘土，一股黑烟从扬起的尘土里升了起来。
我站住了脚，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我才向前走去，我看到很多汽车驶到那里后都停了下来，车上的人都跳下了车，都围在了那里，我一直向那里走着，那里离我很远，等我走到那里时，天都快黑了，我走到父亲的卡车旁，我看到父亲的车头被撞进去了，父亲的车门也被撞歪了，我父亲扑在方向盘上，他的头上全是破碎了的玻璃，方向盘刺破了我父亲的衣服，刺进了我父亲的胸膛。我父亲死了，他自己的血把他全身涂红了，我看到拖拉机上的那些人全被抛到了地上，有几个一动不动，有几个躺在那里“哼哼”地叫着。我还看到了满地的麻雀，像庄稼一样密密麻麻，我知道他们是被那一声巨响给震死的，它们本来是在树上，它们本来高高兴兴的，可是我父亲的卡车突然撞到了拖拉机上，它们就这样突然地死去了。

这个片段写的是父亲撞车的场景，当时，读到此处，我非常吃惊，为什么呢？作者写“我”内心的情感，非常冷静，冷静得好像此事与“我”无关一样。失去的可是自己的父亲啊？“我”为什么不大哭一场？“我站住了脚，我在那里站了很久。”为什么不赶紧跑过去，关心父亲的死呢？最后，看了现场“我”竟然还去关心那些麻雀？这太不合理了。
后来一想，面对这场灾难，“我”没有哭吗？肯定是哭了很久，“我站住了脚，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我相信“我”不是站在那里无所事事，而是嚎啕大哭，哭得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为什么作者不写这一点呢？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剔除了这些共有的习惯性经验——悲痛、哭泣和绝望，而深入到“我”的内心，发现了掩藏在深处，有可能转瞬即逝的独特个性的体验。
作者细致地描写车祸现场，以及那些无辜的麻雀，其实就是“我”在失去父亲后，在悲痛和绝望之后，在深感空虚的心理状态下的表现——“我”极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来填补内心。“我”的冷静与观察，好像旁人一样对父亲的死亡漠不关心，这恰恰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真实力量和个性表达，有着无穷的艺术张力。
洞悉了这一点，你会发现优秀的作家都会刻意避免“共有的习惯性经验”，而在“个性独特的经验”上大做文章，不断探索那个被隐秘起来的独特而个性的内心。
巴别尔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写“我”上街买鸽子，遇到暴民攻击犹太人的住房、店铺和街道，回来的时候家里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爷爷也被人打死。
大门大敞四开，鸽子窝边的草被踩得一篇狼藉。留在院场里没走的只有库兹马一人。库兹马是管院场，他正在棚子里为死去了的绍伊尔收拾尸身。
“风把你像片刨花那样不知刮到哪里去了？”老头儿见到我后说，“整整一天没见个影儿……你瞧瞧咱们家，一伙儿人把我们的爷爷活活打死了……”
库兹马的鼻孔抽咽起来，他转过身去，从我堂祖父的裤裆里拉出一条梭鲈鱼，他们把两条梭鲈鱼塞进我堂祖父的身体里，一条塞进裤裆，另一条塞进嘴里，虽然堂祖父已经咽气，可有条梭鲈鱼还活着，还在扭动身子。
“把我们爷爷活活打死了，其他人都死里逃生了，”库兹马说，把两条梭鲈鱼扔给了猫。“爷爷狠狠地骂这伙人，把它们臭骂了一通，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呀……你该在他眼皮上放两个五戈比硬币……”
可当时我才十岁，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给死人的眼皮上放两个五戈比硬币。
巴别尔通过“我”的眼光，看到了那条扭动身子的梭鲈鱼和两枚硬币，仿佛这些才是“我”应该关注的。其实，“我”内心的悲伤和恐惧一点也不少，但重复这种共有的习惯性经验对艺术创作而言却是毫无价值的。

回到开头的作文问题上，写“过节”，我们可以回避共有的习惯性经验，少写那些团聚的热闹、亲朋好友的问候，而把内容的重点放在个性独特的经验上：
团年饭开始前，照例是长辈们发红包。这是我们一年中最期待的事。父母从小就提醒我们，拿到红包后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看里面有多少钱，这样很不礼貌。我把红包都揣进了口袋，但我的确想知道我得了多少，我想买一架遥控飞机。
团年饭饭桌上，大家围坐着，吃着、笑着、聊着，表哥表姐、姑姑姑父、爷爷奶奶等大人你一杯我一杯，说着祝福的话，这是每年春节的固定节目。妹妹和弟弟早就去看电视了，而我比他们大，父母说我已经不小了，应该懂一些基本的礼节，要多陪陪大人们吃饭，一年才一次，爷爷奶奶也会高兴的。
大人聊工作、说地产、讲人情，我完全没有兴趣。我只好陪着他们笑笑，肚子早就撑饱了，偶尔夹点香肠来吃，以掩饰我百般无聊的情绪。后来，我把手伸到口袋里，一一捏过那5个红包，有的薄有的厚。薄的应该是姑姑的，她每年只给我一百；爷爷喜欢我，去年给了我三百，今年特别的厚，恐怕有5张，赚翻了。

如果写加入少先队的事情，我可能会这样虚构：
今天，我很兴奋，因为我即将成为一名少先队员。老师通过广播说着一些期望和祝福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我关注着站在讲台旁边大哥哥大姐姐们手里的红领巾，我在想哪一条会系到我脖子上，到时候别提多自豪了。
一位大姐姐走向了我，我看到那条红领巾特别的鲜艳，好像专门为我定制的。当她帮我系上了红领巾的那一刻，我浑身充满了力量，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别人的红领巾比我的好看，为了证实这种感觉，我故意跑到班长跟前去问她问题。红领巾都是一样的，原来是她系得比我的好看，我的被人打了一个死结。我不会系红领巾，我也害怕别人看出这一点，一下午我都在用书或手遮挡这个美丽的错误。当同桌让我陪她去玩游戏时，我担心得拒绝了她。
没想到，加入少先队的那一天让我难忘的是那个“死结”。
如果孩子喜欢写作，也想在写作上有所突破，我的建议是，引导孩子多关注内心，寻找生活中那些独特而个性的经验，它们是如此的宝贵，会带给孩子飞一般的人生体验。重复共同的习惯性经验的写作，或能让孩子学会文从字顺，条理清楚地表达，但寻找到自己独特个性的经验，却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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