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生活与命运

本文音频版权归《一千零一夜》制作方所有，感谢梁文道先生让我们再次认识《生活与命运》这本小说。需要小说俄文版小伙伴可以邮件发至：benbeneyu@qq.com与笨笨工作室的小编联系。 以下是内容整理自网络，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瓦西里 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的《生存与命运》是一部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本书的基本情节框架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作者都演绎了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创造了一个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 　格罗斯曼曾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厨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举成名,跻身文坛。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一般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格罗斯曼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作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一九四二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期间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给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既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文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所使然。 　　一九四三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两部曲,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一九五二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历时九年。这时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感情自喷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们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 　　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一人,无人动摇、退却和生还。作品还描写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和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好评和赞赏。同年七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一九五四年,作品出书时,格罗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一九五六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产生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决心。因此,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无论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格罗斯曼又花费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但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大吃一惊,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克格勃官员搜查了格罗斯曼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字纸和打字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但他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一九六四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岁。 　　而在他死后的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八年,《生活与命运》这部长期被禁的作品终于在苏联出版,与读者见面,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89年春，由王福曾、李玉贞、孙维韬合译的此书中译本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分上下两册，厚度超过一千页。王福曾在译序中写道:“小说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格罗斯曼为了此书的出版，还曾上书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情词恳切，要求还他这本书以‘自由’。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又召见他，明确指出，这部作品也许二三百年后才能出版。作家受此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