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渡
有位老红军在这里摆了一辈子渡,死后留下了一座桥……
我的童年,是用竹子和河水编织起来的。奶奶家的屋后有一片藏着无穷乐趣的毛竹林,竹林后,流淌着一条宽宽的大河,可家乡的人并不叫她河,叫她澜溪。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渡口,一条用泥巴挑起来的小路伸向河岸,旁边靠着一条摆渡的小船。摆渡的人是一个瘦瘦干干的哑巴老头,人们都管这儿叫哑巴渡。
没有谁知道哑巴有多老,在这儿摆了多少年渡,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哑巴。仿佛每一个人从一开始的记忆中哑巴就是那个样子了:细眯的眼睛,爬满皱纹的脸,拖着一条跛腿,和一双不知摇过了多少岁月的宽大、粗短,布满了老茧、裂口的老船工的手。但哑巴的船总是干净而清爽,船舷擦得亮亮的,闪着桐油的光泽,一点也不像他的脸。哑巴的船摆得快且稳,而且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招呼,他就会一跛一跛地从茅草屋里赶出来,再稳稳妥妥地把过路人送到对岸去,夏署冬寒,从未间断。在这里路过的人不用担心会耽搁路程。
哑巴是孤僻的,一张严肃的脸很少有笑容。别的小孩都不敢靠近这个古怪的老头,只有我老是厚着脸皮想蹭搭白船玩,久了,哑巴也就默许了。我就乐的在河两岸坐过来又坐过去,顺便再收收钱。“大人一毛,小孩不要”,小小的身影伴着清脆的笑声飞来飞去。那时候,哑巴的眼里总是溢满着慈祥。我知道,哑巴喜欢我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女儿,叫丫丫,是从河边捡来的,他用一勺一勺的米汤把她养大,到后来, 考上大学走了,哑巴就变得孤独了。没有谁敢欺负他,谁都不敢,沉默的哑巴有一种无声的威慑,可我心里明白,哑巴其实是个心很好很好的老人,但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注意他,他太平凡而微不足道了,人们把他遗忘了。
澜溪的水在日复一日的流淌着。秋去冬来,四季轮换,人们已经习惯了澜溪、渡船和哑巴的存在,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渡口喊了半天没人出来应,跑到那间黑黑的小茅屋里一看,哑巴已经躺在床上快不行了。哑巴被送进了医院,后来听说又被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去了。一下子,渡口的人拥挤起来,两岸都是等着过渡的人,乡长没办法,只好另叫一个年轻人摆渡。焦急的人们挤在渡船上,嫌弃着船摆得不稳又慢,这时,大家才怀念起以前从不被人注目的哑巴。人们想起了哑巴摇船的稳当,想起了哑巴一毛钱的渡钱,想起了哑巴冬天半夜里穿衣解缆就为了送一个行人过河。哑巴不在了,人们心里像好端端地空了一块。
好几个月过去了,正当人们快要把哑巴淡忘了时,乡里突然来了个当大官的,肩上扛着的星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是一位将军。他手里捧着个盒子,那是哑巴的骨灰盒。哑巴得的是肝癌,晚期,死在医院里,他把一生摆渡的钱全捐了出来,在澜溪上建了一座新桥。在大桥剪彩的那天,大官给我们讲了一个红军班长的故事:在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撤退中,尖刀班接到一个任务,要在我军撤退之后敌人到来之前炸掉澜溪上的那座桥。部队还没有完全撤退完毕,后面的敌人已经追上来了,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炸药包!”班长大吼一声,一边的不满十七岁的小鬼慌忙递上一大捆炸药,班长一手拿起炸药,一手把重机枪往小鬼怀里一仍,“掩护我!”一翻身已跃出了战壕。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小鬼的梦中总响着班长最后的那一吼,虽然部队阵亡通知单上列着班长的名字,但一种奇怪的念头使小鬼固执地认为,班长还活着。班长的确并没有死,他被好心的老乡救回了家,等他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桥炸了吗?”然后便挣扎着要下床,“我要去找部队!”可他的腿负伤了,等到一个多月后他下地走路时,他成了个跛子。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上战场了。他留在了澜溪,找老乡长要了条渡船,“桥是我炸掉的,让我来摆渡吧!”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开始了哑巴摆渡的日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将军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举起手中的骨灰盒,“我的班长就是摆渡的哑巴,我就是找了他三十年的当年的小鬼。”
河水忘记了流动,小鸟忘记了飞翔。
乡亲们哑了,澜溪哑了,……
“班长生前只有一个遗憾,他说‘桥炸了,可以再建,可我却没能和战友们一起走完长征,没能亲眼见到敌人最后的投降,我心里不甘啊!’可是,谁又能说你没有和我们一起走过了长征呢?”风中飞扬起骨灰,漫天飞舞着一位红军战士的忠诚,缓慢地,落入了河水中,落入这条他摆渡了三十多年,记载他一生默默奉献的母亲河。
阳光下,洁白的桥身闪耀着三个大字:哑巴渡。悠悠的河水在向你诉说一个永恒的故事,有位老红军生前在这里摆了一辈子渡,死后留下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