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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长痘又何妨》
The Reds
从去年的某个时候开始,我逐渐养成了不愿照镜子的习惯。这个习惯起初是无意识地慢慢形成的,但最终,它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
终于有一天,当我在一家餐厅的洗手间洗手时,我无意中看到了镜中的自己。令我一直无法直视自己的原因这下子清楚了——我长了大红包。
有的人也许会把这些大红包叫做粉刺或痤疮,不过,我长的这些包可跟你们一般人长的粉刺不一样。我要对付的是一大片一大片冒出的肿块,而且它们居然是鲜红色的。当别的孩子一周后就能把脓疱挤掉时,我的包在我的精心照顾之下只是变得——用我妈妈的话说——“平静了一些”。想让它们真真正正地消失几乎是个笑话,我唯一的希望是它们可以那么“稍加收敛一下”,平复到我的额头皮肤本来的高度。
看着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证实了我早就该承认的事实。我的兄弟们早已将打击我视为己任,比如他们会评论说:“嗬,我看见乞力马扎罗山在你的脑门上冒得好高好高呐。”真好笑。没用多久,我的脑门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世界最高峰都来安家了一样,有珠穆朗玛峰、干城章嘉峰、麦金利峰。每座高峰都在我的脸上有自己名下的一个包。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我觉得自己似乎跟这些包中的每一个都息息相关。对于我该怎么洗脸以及戒掉油腻食品这类的意见(我要指出,这么做并不能预防粉刺),如果我打算去忍受,那对脑门上的这些临时来客我至少可以表现得更亲近一点。
我发现自己会在早上端详每一个痘痘,并在心里记下它们的成长状况,甚至为它们的长势叫好。当然,如果它们难得地变小了一点(这令人称道),我会更加大声叫好。不管怎样,朋友们和陌生人都总是乐意为我提供他们的小窍门,送上他们的支持。仿佛我们镇上的居民一夜之间就都摇身一变成了皮肤专家。他们羞涩而婉转地对我说(好像是为了避免伤害我的感情或避免让自己显得太冷酷似的):“你对金缕梅酊剂了不了解?我听说它对皮肤问题有奇效。我可不是说你应该用它,只是告诉你我听说的哈。”
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些大红包就像是某种晚期结核病一样,具有抗药性,能够变化并在任何环境下茁壮成长。对于护肤产品,这些大红包不只是做出反应,它们会采取行动。即使我真的找到了一种管用的洗面乳,我也很快就会发现,把精力全部放在脑门上只会导致我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新的红包。我忙着用洗面乳使劲去洗脸,可嘴角上又会肿起一个大到前所未见的红疙瘩。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脸上的每个地方都照顾到了时,我的眉毛下边又鼓起了一堆肿包。这些大红包富于创新、灵活善变,愿意前往暂时见效的洗面乳将它们驱往的任何地方。
有时我会想到爸爸的情况。他在我出生之前得了皮肤癌,经过一台极其漫长的手术,病灶被成功切除了。遗憾的是,那次手术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当然,由于我们大家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会留意他的伤疤,但是在人多的地方,他总会引来旁人的目光。当他跟别人说话时,你很快就会发现,对方一边在听他讲话,一边在下意识地去挠挠或是蹭蹭自己的脸,这个动作时刻提醒着你他们的心思在谈话过程中其实在哪里。我在我遇到的那些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特征,虽然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谈话伊始,我们还能看着彼此的眼睛,可是他们的目光渐渐上移,聊到最后,就盯在我的脑门上了。
提及这一点只会让场面变得越发尴尬。发现我的身体——我的脸——比我整个人还要重要,这让我感觉自己低人一等。
不过,和许多主要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问题一样,大红包最终也会退去。从“乞力马扎罗山”包开始,每座“峰”包都倒下了。有一些包会因为我经常挠、经常挤而留下疤痕,另一些在离去时则更加悄无声息,仿佛它们从来就没有冒出来过一样。不管怎样,我渐渐地与我的脸带给我的尴尬和难过达成了和解。不管是大红包还是别的什么,我决意不让它们阻挡我去享受自己想要过的那种生活。
我想起了跟爸爸一起去环球影城游玩的那次经历。在前去排队等候玩下一处游乐设施前,我们坐在一张餐桌旁吃午饭。他漫不经心地吃着,在这期间,仿佛只有我注意到了当那些游客恰好从我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会留意爸爸的脸颊。我朝爸爸探过身去,表达了我的关心:“我真希望他们别那么盯着你看。他们是不是有毛病啊?”爸爸几乎都没有从将视线他的食物上提高一点儿,就发出了自己的回应:“谁在乎呢?反正我知道我不在乎。让他们盯着去吧。我早就把这种事儿想明白了。”
如此朴素的智慧令我的内心深感震撼。他不打算让任何人影响到他在某一时刻的心情。他有道疤……但那根本无关紧要,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的。也许对那些从他身旁经过的人来说这件事很重要,可对他而言呢?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吃完饭后,我们继续尽情享受时光。无论是我的脑门还是他的脸颊,有的人会呆头呆脑地盯着看,有的人会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不过我可以以最真诚的态度说,我们自己根本没注意,也根本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