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回忆我的父亲（三续）
我家租居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一九一九年我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受贿被捕，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插图]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区区一个京师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传讯在职的交通部总长，并派检察官到他寓所搜查证据，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据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报》要闻：“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辩书》，会中对于此事，已开过调查会一次，不日当有结果。兹觅得***请交惩戒之原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矣。” 《申辩书》共十二条。前十条说明自己完全合法。后二条指控司法总长不合法，且有袒护之嫌。 《申辩书》不仅说明问题，还活画出我父亲当时的气概。特附在本文之末，此案只是悬案，所以我把有嫌贪污巨贿的总长姓名改为×××。 据我推断，父亲停职期很短。他只有闲暇上百花山采集花草，制成标本；并未在家闲居。他上班不乘马车，改乘人力车，我家只卖了马车、马匹，仍照常生活，一九一九年秋才回南。可见父亲停职后并未罢官，还照领薪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天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志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用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crisis）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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