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饮茶(十)回忆我的父亲(五再续)

将饮茶(十)回忆我的父亲(五再续)

2023-07-31    12'25''

主播: 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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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五(续)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惟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〇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