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锺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锺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了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先生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西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我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锺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给了锺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的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