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海《九月五日的城门与街道》朗读：楚歌

九月五日的城门与街道 作者：杨四海 朗读者：楚歌 九月五日清晨，我又一次在寻找那段南城墙和开在南城墙门洞中的门。但始建于南宋的安庆古城墙，已相继塌陷在往日的时间里，成为我们脚下泥土深处的残砖破片，今日的大南门，抑或往昔的枞阳门、正观门、康济门、集贤门，自然不会在古城墙那东南西北的门洞中——再次被攻城的敌军撞开，被城内的兵士关上。即便安庆城南沿江岸线今日仍然建有城的“墙”，那也不是军事防御设施的城墙，它只是这座城市为了阻挡长江汛期洪水侵入的防御性建筑——防洪墙。 此刻我正走在东西走向的沿江路上。这条宽阔的城区主干道，其实是伸展在“墙”与“墙”之间，如果自沿江西路向沿江东路方向走去，我的右手边是4.3公里长的混凝土防洪墙，左手边即是那曾经存在——今天并不存在的城南古城墙了。然而只要走在沿江路上，我总感觉到自己是走在两道“墙”的夹缝间。冥冥之中，那横亘在江边的防洪墙，与历史深处青砖叠砌的古城墙，仿佛忘记了彼此已经相隔百千年，它们以肃穆凛然的神色，同时逼视着我、夹击着我，让我有了压抑甚至窒息感，促使着我在文明渡口前停下脚步、立定，向左90度转弯，横穿过沿江中路那条斑马线，然后走到大南门前。 江水隔着那条长长的沿江大道，在防洪墙外昼夜不舍地流淌。防洪墙内这边的古城墙与南城门，虽然不再静立于今天的城市最南端，但“大南门”或“小南门”这两个地名还是留了下来。 恍惚中，那临江城池的南城门，在黏稠的现实与虚幻间半露半隐，或者在我想起它、寻找它时，却又若有若无。南城墙既然早已不在，那城墙门洞中的“城门”，又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因此，我只是伫立在“大南门”这个地名上，或者南城墙门洞处的遗址上。 认真想一想吧，时光荏苒，犹如那防洪墙外的东逝水，当古城那些苍凉的遗址演绎成一个个地名后，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城市寻找“与时俱进”的新面貌时，是否还觉察到了城市街区或道路命名者的良苦用心？他或许用命名的方式在唤醒我们这些人，当你抬头远望近看这个城市前生今世时，或许还能在那些个地名的指引下，步入安庆城的旧日风雨中。 现在，我就要经过那想象中的“城门”，去往大南门街道上。即使无形无状的风也不能例外，它也得穿“门”而过，才能刮在那条街道上。这样的城门，对于我和风，其区别仅仅是“走过”与“吹过”而已；这样的城门，在我眼中，似梦似幻、如雾如烟，它已经丢弃了时间——在，或者不在这里，全凭你所思绪的那个空间中有没有这样的城门。 于我而言，当我将要走进大南门街道之前，“城门”就以虚而若实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并迎接我的到来、等待着我经过，让我感觉到了“城门”的存在。 天已大亮，此时是6点50，又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攒足了力量越过防洪墙顶，洒在沿江大道上；南风掠过雾气即将散尽的江面，从对岸大渡口镇那边吹了过来——我和清晨的风，同时推开那想象中的城门，来到大南门街上。 在远近闻名的那家“大南门牛肉包子”店铺前，南风裹着牛肉锅贴、水煎包子、绿豆圆子的诱人焦香，继续向北刮去，我却停下脚步在想，这些远远近近慕名而来的食客，又有多少人愿意知道这里曾经有过城门，这里也曾经是古战场的一个角落？记得这里是“安庆保卫战”古战场的，只能是大南门街道上的太平军碉楼。它东西长20.4米、南北宽5.3米，占地近110平方米，背倚坡梁、面朝长江流水而筑，就在这家牛肉包子店铺斜对面。然而，这座太平军碉楼不知何年何月被拆除，剩下的只是那个年代难以拆除的碉楼台座，而且这碉楼台座也早就成为了那栋民房坚固的屋基。如今，我只能从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湘军克复安庆省城图”上，猜测这座碉楼的内部结构与外貌。 但这种猜测的结果，仍是一种难以触摸的幻象，它在我心中既沉重如铁，却又让我觉得它是那么的轻——轻到只能呆在我下载并打印的那张A4纸上，我因此不能进入纸上的太平军碉楼。 同样不允许我进入的，还有破败不堪的英王府。它坐落在大南门街道交叉口西边任家坡街道上，距离碉楼台座只有三百来米远，但距离那场战争已有160年。当我再次来到它面前时，王府的两扇对开木门已被锁住，门上相互交叉的白色封条和靠在墙边的那块“棚改区域”警示牌一再告知我，住在王府内的居民已迁往别处安置，毗邻的那栋老屋已于去年推倒，任家坡被列入历史文化街区，日后将成为这个城市的新景点。 今天城市的诸多新“景点”，如同回忆中那些堆叠的泛黄照片，总是与旧的“历史”关联，而街区的那些“遗址”，又总是必须在“整旧如旧”的修葺中，方能显现“历史文化”的意义。哦，想起来了，那天我对沙马说，任何一个城市的“景点”，一旦与“历史”与“文化”有了联系，无疑便充满了人们渴望的意义，它们抑或是那个城市竭力标出的隐喻空间。 这些充满意义的地点——譬如那隐匿于泥土深处的南城墙、摇摇欲坠的英王府、残存的太平军碉楼台座……就是我走进大南门之后，所能够看见或想象这个城市的部分历史。其实，既往一切的物事，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他们或如我所看见这些遗址时的所思所想：即使当年的英王陈玉成为解兵力单薄、粮草告急的安庆之围，在挂车河流域与湘军厮杀了一年又八个月，他也难以击溃湘军布阵于桐城与安庆之间的重重防线。那条一百二十里长的挂车河，七湾八拐地流淌在桐城大地上，它简直就是一条宿命的绳索，扯住了陈玉成战马的铁蹄，始终不能与望眼欲穿的待援守军，合兵于这座江边重镇安庆。 安庆，安庆，噩梦中弹尽粮绝的安庆城，1861年9月5日，终于被攻陷；安庆，安庆，其时的安徽省城，至此不再是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西线屏障。城陷之时,驻守城南的太平军士卒，见生而无望，皆出南城门投江求死，偶有不死者，也被湘军长江水师截杀而亡；破城之时，更是各路湘军屠城的开始，不分男女老幼，髻龀以上者皆在屠杀之列，城外城内到处都是血，那是数万守城士卒与城中百姓的血。大南门、小南门外的长江河道上，塞满了尸体，然后被九月呼啸的涌浪卷走，顺水漂流而下——漂向水路整整600里之外那个风雨飘摇的天京城江畔。 在这篇散文中，我或许无须分辨交战双方谁是谁非。“谁是谁非”的话语权，自始至终都在著名的历史学家那里，更何况他们所记载的历史向来不缺的就是纷争歧义。但我总觉得被很多人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怎么可以杀戮成性，将人的生命视同秋风中的蝼蚁，甚至“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 晚清名士王湘绮后来问过退隐后的同乡曾国藩，安庆城攻破后，伯公为何下令大索三日，纵容手下如此杀戮？曾国藩淡然答之：“吾之兵士，非朝廷俸养，然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 屠城安庆十二天后的9月17日，即便当年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也觉得如此的淫掠杀戮，是惨不忍睹、惨不忍闻，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闻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戮至辰己，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至今阴惨之气犹凝结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嗟乎！” 那一声“嗟乎”之后的1862年6月4日，时年26岁的陈玉成在押解北京城的路途中，被凌迟处死于河南延津，他再也不可能像往日那样，提鞭策马踏过吊桥、穿过北城门那道幽暗的拱形门洞，回到城南江边任家坡上的英王府中…… 倏然传来的歌声打断了我的冥想，我听见有两个人在唱一首童谣。循声望去，街道东头插竹巷路口有位老人牵着孩子向这边走来；那个老人很老、那个小孩很小，我看见老人教上一句，那个孩子便稚声稚气地跟着学上一句。其实那首童谣我也还有些许印象，五岁那年，我们一家人随父亲从上海部队转业安庆定居，住在西门外德宽路38号大院那间昏暗的老房子的时候，我就跟别人学会这首童谣了。记得童谣有好几段歌词，认真回想哼唱，我也还记得歌词的前面两段：城墙、城墙几丈高？三丈六尺高。骑红马，坐轿轿，城墙根下走一遭；城门、城门几丈高？五丈八尺高。骑白马，挎把刀，走进城去绕一遭。 九月五日上午，我既没有去“城墙根下走一遭”，也没有“走进城去绕一遭”，但在大南门和任家坡这两条街道上倘佯许久。后来，听完那首童谣的全部歌词后，我才从大南门街抄近道——穿过狭窄的插竹巷，返回小南门东边高井头自己的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