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以求，为了文明的延续》

（主播）日前，敦煌研究院凭借“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作为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这项研发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甘肃、新疆、宁夏等10省(区)113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并开始引领我国土遗址保护行业逐步走向国际。国家大奖的背后，是三代研究人员20多年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辛苦付出，是文物保护领域创新精神的极致追求。今天的《今日观察》请听《孜孜以求，为了文明的延续》，由甘肃台记者刘芸采制。 （记者）土遗址是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发源与衍化的直接实物证据，是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历史根脉，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相关数据显示，土遗址占我国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三分之一，主要分布于干旱环境和丝绸之路沿线，如长城、玉门关、交河故城、西夏陵、元上都等。这些土遗址是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由于遭受风蚀、雨蚀、冻融、地震等多种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影响，土遗址出现了坍塌、掏蚀、开裂、表面风化剥离等多种病害，大部分濒临消失，亟待保护。但土遗址的保护又必须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岩土工程及其他领域成熟理论和技术无法直接应用，而世界范围却内缺乏土遗址保护理论、加固材料、技术与装备，使得土遗址保护成为文物保护领域公认的世界难题。“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主要完成人、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因为它是在开放性的环境下历经千年，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怎么样找到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这些技术真的是很难。因为既不能改变文物原状，还要最小干预，还要保持它的真实性、完整性，还要可逆，这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据另一位项目主要完成人、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回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在这一领域开展的研究都不多。【我们 跟美国盖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展合作，1990年，美国盖蒂在墨西哥召开了一个土遗址保护方面的国际大会，我参加了，也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国际上都很感兴趣。】 1992年，在国家文物局项目资助下，敦煌研究院正式启动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重点项目的持续支持下，经过不断的攻关，逐步建立了干旱环境土遗址保护的基础理论，构建了土遗址保护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形成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关键技术，宣告这一文保领域的世界难题取得了重大突破。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郭青林【其实措施都是很简单的措施，都是借鉴了建筑工程上的一些措施，但要确保其对文物的伤害最小化，还要保证文物的沧桑感，保持它的稳定性，它难就难在它不像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拆了重建，再就是要还原其原有工艺，有些时候我们也在文物保护我们到底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要把蕴含其中的传统的东西解读出来，从传统中来到传统中去，再用现代的方法评价它的科学性和耐久性。】 具体而言，这项由敦煌研究院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共同完成的工程其创新点有三。首先，它形成了干旱环境土遗址保护基础理论：首次给出了土遗址保护的术语体系和科学内涵。其次，它发明了干旱环境土遗址系列保护加固材料：研发了以PS材料、水气两硬改性料礓石等为代表的系列无机保护加固材料，满足了土遗址保护最小干预、最大兼容和长期服役的特殊需求，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土遗址保护领域缺乏适宜材料的难题。同时，这一项目研发了干旱环境土遗址保护成套技术与装备，解决了坍塌、掏蚀、开裂导致遗址毁灭性破坏的难题以及防治遗址表面渐进式劣化的难题，满足了文物保护不改变原状和原址保护的原则，实现了遗址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的保护目标。项目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甘肃、新疆、宁夏等10省（区）113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包括交河故城、西夏王陵、元上都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先后荣获全国十大（佳）文物保护工程7项，其中，交河故城加固工程被业界誉为“土遗址保护的范例”。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交河故城崖体很高，基本上是在30多米的高台上建立的一个城。它具备所有建筑类型，比如夯土、生土、土胚等等，而且它也有几乎所有类型的土遗址病害，很具代表性，我们当时做的也很成功，在检查验收的时候得了99点多分，几乎是满分，这在当时国内文保项目中是没有过的。】 如今，我省境内所有土遗址保护项目均采用了敦煌研究院的技术。以嘉峪关长城保护为例，2011年，嘉峪关市启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受邀成为嘉峪关长城保护工作的勘察设计单位，作为典型的土遗址，这一工程中便大量运用了敦煌研究院“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成果。实践证明，这一项目成果的应用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黑山岩画保护研究所所长杨殿刚【他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把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就带入其中，边施工边设计和整治和维修。通过治理以后，从保护的角度讲，现在人为的破坏和动物的破坏基本杜绝了，另外，通过风沙清理，长城壮观的线条美已经很明显的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20多年不断的完善，这一项目通过多学科交叉和产学研结合，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土遗址保护程序和方法，构建了文物保护产学研链条式发展新模式，为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郭青林【我们工程项目和研究同时开展，有些东西就能真正落地，像国家科技部、省科技厅给我们支持研究项目，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支持我们的工程项目，产学研打通了，我们敦煌研究院有一个设计公司，也有一个施工企业，院里主要负责技术研发，技术推广交由这两个公司在做，所以它能够推广出去，这样的话它就能把我们的一些研究成真正能够落实，再一个在推广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收集和研究，所以这个链条还真意思的。】 尽管如此，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文物保护的特殊性决定了许多共性的技术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具体的保护项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和技术，只有不断求索，才能寻找到更好的办法，保护更多的遗址。【 现在真的是越做做胆小，越害怕，生怕一个不当的保护举措破坏了文物本身的价值。文物保护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要保持它历史留给它的任何信息，包括历史信息、艺术信息，也包括岁月赋予它的沧桑感。下一步要尽可能建立一整套保护体系，从研究到评估到设计到最终的保护实践，再到日常的维护监测，要建立一个体系。】 从李最雄老先生到王旭东，再到郭青林，敦煌研究院三代研究人员通过20多年努力，终于在干旱环境下土遗址的保护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未来，一些基于此的国际合作项目又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王旭东【所以未来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做遗址保护，我们还要走向中亚，甚至走向西亚，因为这一路有大量干旱环境下的土遗址。2017年，我们跟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文物保护的合作协议，我们希望这套技术能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还要走进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这些中亚国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跟他们开展合作，做一些文物保护的援助、交流、人才培养等等。】